1943年美國第18航空隊北京航拍圖之紫禁城、中南海局部

　　民國改造故宮之爭

　　“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應為世界惜之。還觀海外，彼人之保惜歷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豈宜更加摧殘？”

　　1922年在直奉戰爭中擊退張作霖之后，直系首領曹錕謀當總統，直軍總司令吳佩孚提出“恢復法統”統一南北。一時間，被袁世凱解散近十年的國會又活動起來。

　　1923年5月24日，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在天津成立，6月1日通電全國：“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已完成。”就在這時，國會參、眾兩院的一項建設計劃卻惹出大麻煩。

　　因嫌宣武門象坊橋國會會場不夠宏敞，兩院計劃遷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將三大殿改造成辦公及會議場所。時以“直魯巡閱使”之職駐扎洛陽的吳佩孚聞訊大怒，發電報給大總統黎元洪、國務總理張紹曾、內務總長高凌?、財政總長張英華，表示堅決反對。一時輿論大嘩。

三大殿改議院計劃

　　電報就登在1923年5月22日的《順天時報》上：“頃據確報，北京密謀決拆三殿，建西式議院，料不足，則拆乾清宮以補足之，又遷各部機關于大內，而鬻各部署。賣五百年大棟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議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議者處心積慮，無非冀圖中飽之私。”

　　吳佩孚稱：“查三殿規模宏麗，建明永樂世，垂今五百年矣”，“嘗聞之歐西游歸者，據云：百國宮殿，精美則有之，無有能比我國三殿之雄壯者，此不止中國之奇跡，實大地百國之瑰寶，歐美各國無不??地保存古物為重。有此號為文明，反之則號為野蠻。”

　　他還舉例說明：“埃及六千年之故宮、希臘之雅典故宮、意大利之羅馬故宮，至今猶在，累經百劫，靈光巍然，凡此故宮，指不勝屈。若昏如吾國今日之舉動，則久毀之矣。驟聞毀殿之訊，不禁感謂！此言雖未必信，而究非無因，而至若果拆毀，則中國永喪此巨工古物，重為萬國所笑，即亦不計，亦何忍以數百年之故宮，供數人中飽之資乎？務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國之瑰寶，無任欣幸，盼禱之至！”

　　吳佩孚電文發表后，媒體廣泛報道，甚至稱國會計劃拆除三大殿，在原址另蓋西式議院，對北京政府形成巨大壓力。主持國會遷移的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代理審議長張伯烈、憲法起草委員長湯漪等迅速復電吳佩孚，認為吳所知情況不確，稱并無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議院之說，僅計劃在三殿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

　　復電登在5月27日的《順天時報》上：“謀古建筑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獲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圯，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廢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別無保存之法，自始議迄今，中外工程師所制圖案不下十數，無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而止，既無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謂毀也！”

　　復電稱，國會遷移三大殿，是為“正視聽以固國本。凡國之大事，如大總統之選舉，及其就職宣誓，憲法之宣布或修正，與夫解釋憲法之會議等，必于其國歷史上最莊嚴宏麗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費塞依（凡爾賽）王宮，其王路易十四所營也，而今則為法國國會會合之所，其明證也”，“諸總統選舉法，大總統就職時之宣誓，實為出席國會之所，有事當然于國家固有會場行之”，鑒于“共和以來，清帝猶擁尊號，遺老因而生心”，改三大殿為國會，則“曩者帝制復辟之變，恐再見矣”。

　　瑞典建筑師施達克（Albin J. Stark，1885-1960）擔綱此項設計，從其1923年4月1日提交的改建太和殿為議院的設計圖可知，方案確實是在“原有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可并非到此“而止”。

　　按施達克的設計，帝座將被移走，太和殿東西兩側將各新建兩座二層、5.2米高的平頂建筑，內設總統休息室、議員休息室、衣帽間、廁所和鍋爐房等。雖然施達克盡量壓低這兩座新建筑的高度，并將它們緊貼在太和殿東西兩側6米高的紅墻北面，但其效果只是不影響太和殿的正面景觀而已，太和殿東西兩壁還須各開一個門洞與它們相通。

　　“計劃未實現也許是我們今天應感到慶幸的事。”2002年，瑞典哥德堡大學學者司汗撰文評論，“施達克在中國的名氣也是當之無愧的??他的紫禁城改建議院的計劃是歷史上惟一一次，希望將來也不會有。”

　　后來的事實表明，施達克式的計劃并非“歷史上惟一一次”，它只是第一次而已。

革命風潮

　　1923年6月，黎元洪被曹錕逼出北京。10月5日選舉總統，國會會場只許進不許出，軍警揚言“今天非把我們的大總統選舉出來不可”。隨后，曹錕賄選總統丑聞爆出，激起全國民憤。緊接著，議員散去，國會癱瘓，改三大殿為國會的計劃終成泡影。

　　宣統退位后，按清室優待條件，尊號保留不廢，居紫禁城后半部分（乾清門以里，包括乾清宮、坤寧宮、御花園等），在那里有一個小朝廷，仍享君主之禮。其歲用400萬兩，改新幣后400萬元，由民國政府撥用。民國總統府設于中南海，與紫禁城比鄰而居。

　　新舊政權“和平共處”，讓溥儀的英文老師、英國人莊士敦驚訝不已，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北京的中心有兩個相鄰的宮殿：一個仍保持著紫禁城的榮耀，但住著一個有名無實的君主；另一個則是共和國首席執政官發號施令的中南海。在中南海，坐在總統寶座上的人是沒有帝號的皇帝；在紫禁城，坐在皇帝寶座上的人空有一個帝號而已。統治著中國廣袤國土的人被稱為總統，權力不逾宮墻一寸的人被叫做皇帝。如此反常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不會超過一周，卻在中國持續了十三年。”

　　若無中南海總統寶座生出的是非，紫禁城內的小朝廷就可能存在更長時間了。曹錕賄選后，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下令討伐，通輯賄選議員。1924年9月，奉系軍閥張作霖通電向直系宣戰，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發布討伐張作霖令，任命吳佩孚為總司令。10月，直系馮玉祥倒戈，軟禁曹錕，驅溥儀出宮，取消帝號，是為“北京政變”。此后，宮禁開放，故宮博物院成立。

　　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宣告中國統一，實行直接黨治、一權主義（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合為一體），參議院、眾議院這兩個辛亥革命的“民主果實”，連個形式法統都不存在了。

　　次年，國民黨按照孫中山生前擬定的“建國大綱”，結束軍政，推行訓政。孫中山有言曰：“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在他看來，訓政即進行國民政治訓練，以此為“專制入共和的過渡”。

　　國民黨推行的訓政思路即“以黨治政”。一時間，“黨權高于一切”的標語遍布各地街頭。1929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條例》，規定全國各級教職員，不論是否國民黨員，都必須研究“黨義”，即“國父”孫中山的著作。條例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須有一次集合研究。”

　　此前的3月間，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稱：“先總理（孫中山）傳下來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討論總理學說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評總理主張的，罪不容誅。”

　　在神化黨權與“國父”之時，國民黨領導之國民政府大肆“破除封建迷信”，頒布《神祠存廢標準》，各地黨部煽動民眾搗毀廟宇。為將“總理”未競的“改陽廢陰”進行到底，不使中華民國“永在不新不舊之間”，國民政府以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廢舊歷（陰歷）用國歷（陽歷），甚至禁止民眾過舊歷新年。春節期間，北平市公安局特派警察到各處查考，大肆抓捕膽敢違背政府禁令繕寫、張貼春聯者。

　　在這樣的氛圍中，天安門前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之間的道路，被命名為中山路；天安門西南側的司法部街改稱省黨部街；電車設省黨部街站。

　　革命風潮，向故宮刮去。

“天字第一號逆產”

　　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國民政府函請中央政治會議復議。

　　同為國民政府委員的張繼，以大學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名義，給中央政治會議提交長篇呈文，對經氏觀點逐一駁斥。

　　經氏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及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

　　張繼駁：“是說誠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歷史，是完全學術之供應，而非為實行彼時之現象。”

　　經氏稱：“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

　　張繼駁：“故宮已收歸國有，已成國產，更何逆產之足言？故宮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數之博物院也。保護故宮，系為世界文化史上盡力，無所謂為清室逆產盡力也。且故宮諸藏物，皆由明清兩代，取之于民，今收歸國有，設院展覽，公開于民眾，亦至公也，與拍賣之后，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辯而即知矣。”

　　“現歐洲各國，為供歷史之參考，對于以前皇權王政時代物品，莫不收羅保存，惟恐落后。”張繼寫道，“即蘇俄在共產主義之下，亦知保護舊物，供學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殘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陳設，雖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價值”，“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應為世界惜之。還觀海外，彼人之保惜歷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豈宜更加摧殘？”

　　經氏議案終被否決。

　　經亨頤非黨閥也，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也，國民黨元老廖仲凱之子廖承志之岳丈也。其名言是，學校不是“販賣知識之商店”，“求學為何？學為人而已”。

　　張繼者，國民黨之元老也，清末留學日本，與黃興創華興會于長沙，后加入同盟會。曾游巴黎，與李石曾等發行《新世界雜志》。

　　張繼所言“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殘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陳設”，與美國城市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發展史》一書中提出的著名論斷一致：人類進化的本質是文化進化，而人類文化的重要表征，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城市。城市同語言一樣能實現人類文化的積累和進化。

　　惜近代以來，此種思想未在中國匯為主流。

“吳佩孚，吾佩服”

　　像經亨頤這樣的飽學之士，與故宮過意不去，實非訓政“洗腦”之結果。這代表了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之后的一種文化現象。

　　“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文化屢次屈辱于西方堅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國卻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建筑學家梁思成1935年發此感慨，同時指出：“幸而同在這時代中，我國也產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覺，搜集實物，考證過往，已是現代的治學精神，在傳統的血流中另求新的發展，也成為今日應有的努力。”

　　梁思成立志以現代治學精神走出文化自卑陰影，卻一再陷入孤立境地。1944年，他撰文感傷：“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蕪雜可哂，充滿非藝術之建筑。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余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蓋這種破壞，三十余年來已成為習慣也”。

　　“吳佩孚，吾佩服”，旅美建筑史學者賴德霖2008年投書《讀書》雜志。他被互聯網上流傳的一位房地產協會會長建議拆故宮建住宅的“玩笑”激怒。那位會長稱，北京土地資源存在嚴重浪費的情況，其中最浪費的就是故宮，因為故宮占地近72萬平方米，而且處于市中心的繁華地帶，地產價值不可估量。

　　“這不禁令我想到了吳佩孚。”賴德霖在文中寫道，“吳氏在中國近代史上多被稱為‘軍閥’，更因鎮壓‘二七’大罷工而惡名昭著。但他一生至少有兩件事無負國人。第一是他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北平等地淪陷時表現出了民族氣節，拒絕與日偽合作。第二是在北京紫禁城宮殿面臨被北京政府‘現代化’改造的關頭，他挺身而出，致電反對。”

　　賴德霖感嘆，上世紀五十年代改造紫禁城之議曾再度興起，六十年代北京市政府也曾有所謂“故宮改建規劃”，幸都未成真，“如今又有覬覦者，雖或屬惡搞，但卻不能不令人擔憂。難道紫禁城的劫難尚未終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