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發文章，批評當前的城市建設“貴族化”，忽視服務功能。文章說，“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城市化的要義，正是上海世博會的主題———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建設、管理要以人為本，為不同階層都提供公共服務，讓廣大市民而不僅僅是少數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美好生活。”

　　在追求“城市化”的路上，我們有必要問一問，究竟什么是城市，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城市，什么樣的城市才能“讓生活更美好”？

　　起源城市的觀念與“公民”的觀念相關

　　一說起“城市”，人們一般想到的首先是人口密集、有許多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人群熙攘、商業活動頻繁的地方。

　　這固然不錯，但是，“城市”并不只是一種居住地的形式，還更是一個與人的身份定位和群體制度有關的“觀念”。這個身份定位便是“公民”，而群體制度則是“共和”和“民主”。

　　“城市”的觀念與“公民”的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是古希臘人創造了“公民觀念”（citizenship），citizenship也可以翻譯成“公民性”，它與“公民”有關，但并不具體實指個體的公民，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公民觀念。

　　“公民性”這個觀念把屬于公民或公眾的公共領域從傳統的部落、族群或其他親緣關系區分開來，形成一種新的公共生活方式。

　　公民性是以政治特征為標志的，因此，希臘語的“政治”（polis）也常常理解為“城邦”（city-state）。當然，城邦的范圍并不一定以“城”（城墻）為限，例如，雅典城外的“鄉村”人口，也是雅典城邦的公民。

　　現代的城市往往以“人口密集居住”來界定。例如，按照美國人口調查局的規定，城市（即都市，urbanizedarea）是一個或數個“中心地方”（centralplace）與鄰近周邊人口密集地區共同構成的，人口至少是5萬。當然，這個界定并不適用于其他國家。

　　古代的城市是以城墻來劃界的，但也以其特殊功能為特征。城市研究專家，瑞典學者斯喬伯格(GideonSjoberg)曾這么說：“何謂都市？它是有相當大的面積和相當高的人口密度的一個小區，其中住有各種非農業的專門人員，包括文人。”

　　伯格爾（E.E.Bergel）在《都市社會學》中同樣以“非農業”來定義城市：“任何集居地方其中多數居民是從事非農業活動的，我們稱之為都市。”

　　《現代社會學詞典》也是一樣：“人們居住在一個比較小的地區并從事非農業的職業。一個都市人口的活動是專業化的，且在功能上是互相關系的，并由一個正式的政治體系所管制。”

　　古代的城市可以方便地與“鄉村”區別開來，但是，世界進入現代以后，城墻拆除了，范圍擴大了，再加上農業的性質也在發生變化，如出現了農業產業和農業商貿，城市和都市的界限變得相當模糊。今天，“城市”實際上是在“功能”和“法定”這兩個意義上來說的。

　　界定“功能的”城市和“法定的”城市

　　功能的城市觀認為，一個中心與其周邊地區只要起到都市功能，便算是城市。

　　歷史的城市觀基本上都是功能性的。中國古代對都市的特質定義為一個行政、防衛、文化、生產、交通、保養等各方面都負有中心使命的人類集團。

　　所謂“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都市是政治中樞。《漢書·食貨志》中都市二字曾出現：“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市為貨物集散、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商業貿易中心，都是被理解為商業或經濟性的聚落。

　　在西方，“都市”最早的象形文字為圓圈內加一個十字，其中十字代表道路將人們、商品及思想聚合在一起，圈則代表壕溝或圍墻。

　　而現代的都市則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中心地區，聚集著各種技能的人口集團，在糧食的生產方面需依靠外地，通常依靠制造業和商業，以滿足市民們的需要。

　　城市的另一種規定方式是“法定”，也就是由政府規定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地方不是。

　　法定對“城市”特別重要，以美國為例，法定的城市可以征稅、提供各種公共服務、選舉政府管理機構的成員等等。當然，在一些別的國家里，城市還享有國家撥款、財政補貼、資源優惠、特別供應、居民有上學、就業的優待和特權，所有這些都是農村地區想都不敢想的。

　　從歷史上看，所有的城市都是先功能，后法定的。人類12000年前有了農業，所有的人都從事農業。有人說，從有人不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城市就開始了。這個說法當然已經離現代城市非常遙遠。從有城市開始，城市就一直與“權力”聯系在一起，有的現代國家讓城市享有種種“優待”，也都是權力使然。

　　城市的權力是等級化的，也是集中的。權力集中在城市里，對鄉村擴散和延伸它的控制，使財富和資源不均等地流向城市。

　　而且，城市的權力總是掌握在少數城市精英手里，他們是決策者和組織者，控制著各種資源和統治制度，操縱別人的生死。他們征稅、練兵、訂立法律，為的就是維護這樣一種權力秩序。

　　再者，城市是文化和教育的地方，城市發明了文字和簿記，商貿發展起來，有了財富，更強化了城市的力量。

　　城市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斯喬伯格把城市分成不同歷史階段的四個種類，分別是前文字、封建、前工業化和都市工業化的城市。

　　出現城市，開始不過是因為有人能夠不直接參加農業勞動，而以別的方式來謀生。到了封建時代，歐洲出現了一些比小鎮好不了多少的城市，房屋簡陋，街道泥濘。中世紀的時候，由于政治權力得到加強，城邦擴展了，歐洲出現了前工業化城市，典型的代表就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有很發達的商貿、文化，還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

　　隨著工業化發展而進入到都市化時代，城市的面貌整個發生了改變，有了寬闊的大街、摩天大樓和商業中心。今天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城市都是最后這一種，而“城市發展”更是完全按照這個模式在進行，規模變得越來越大、建筑變得越來越高。

　　異化“人本主義”丟失

　　這樣一種發展往往強化了城市對人的異化作用，城市生活使得人變得特別渺小、無助、孤獨、壓抑，充滿了焦慮和不安全感。這是一種不幸福的生活。

　　久而久之，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忘記了，“城市”的觀念曾經是與“市民”（“公民”）的觀念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只是被動地寄生在城市巨大而冰冷的軀體上，再也不在意沒有“市民”便沒有城市的道理。

　　“市民”曾經是共和理想的核心，當好一個市民，這曾經是人的自由、理性和自我治理價值的體現。

　　這樣的理念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市民人本主義（civichumanism）中得到了朝氣蓬勃的表達。市民人本主義強調，人是介入這個世界的偉大力量，這一人本主義者形成了一種關于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公民理論。它借用了古典的傳統，但同時也扎根于佛羅倫薩的特定城市經驗。

　　人本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魯尼（LeonardoBruni1370-1444年）在《佛羅倫薩贊》（PanegyrictotheCityofFlorence）中，把羅馬共和，而不是后來的羅馬帝國，當做共和城邦的模范，同時也把古羅馬哲學家、政治家和憲政主義者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當做自己的楷模。布魯尼贊美西塞羅捍衛共和理想與公民精神，崇尚公共事務參與和積極生活的公民美德。

　　這樣的積極生活是在商貿和政治活動中實現的，與14世紀之前的書齋、靜修、沉思、哲理思辨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財富不再被視為知識或靈魂解救的障礙，而成為提升公民能力和道德的條件。尤其是1389至1402年間，佛羅倫薩共和國與專制擴張的米蘭進行對抗，佛羅倫薩成為自由的象征，市民人文主義也成為佛羅倫薩自由“新人”的思想旗幟。

　　除了中世紀的意大利共和城邦，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城市生活方式像雅典那么廣為世人稱道。為什么呢？因為它們的市民生活方式是與“公民性”脫離的，城市只是一個方便的謀生之地，與人本主義的理想，與生氣勃勃的市民精神和好的公民生活失去了關系。

　　雅典領袖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中，曾把民主城市對于好的公民生活的意義歸結為城邦“由大多數人而不是由極少數人加以管理”。

　　“法治”和“平等”對于城邦同樣重要，“法律在解決私人爭端的時候，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優先承擔公職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他屬于哪個階級；任何人，只要他對城邦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湮沒無聞的”。

　　而且，“自由”能使公民相互寬容，“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當我們的街坊鄰居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致因此而生氣，也不會相互猜疑，相互監視，甚至不會因此而常常給他們難看的臉色，盡管這種臉色不會對他們造成實際的傷害。我們在私人關系上是寬松自在的，但是作為公民，我們是遵守法律的。對當權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們如此。我們不但服從那些當權者，我們還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護受傷害者的法律，不論這些法律是成文法，還是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

　　每一個公民都關心城市生活品質、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這是公民的責任，如伯里克利所說，“一個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不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而是一個無用之人”。

　　比起雅典時代，現代的公民社會理應更加如此，也更強調“公民”和“公民性”、“是公民”和“當公民”的區別。

　　“公民”（citizen）是一種形式身份，任何一個國民，有一本護照或者一張身份證就算是有了某國公民的身份。但是，“當公民”和“公民性”（citizenship）卻不同,它是一種法權身份，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當他擁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憲法)所賦予他的全部權利時,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公民性不僅要維護公民的法定權利，而且還有堅持“公民責任”和強調“公民風范”，在城市的范圍內，不妨也可以稱之為“市民風范”。

　　有人把citizenship一字中的ship解釋為如“船”那樣的載體，“公民性”裝載的不僅是權利，還裝載著公民的責任、道德、信仰、信譽、修養、素質、自律、人際關愛、承諾、信任等等。

　　這樣的公民觀念應該有助于我們形成一種與“好的城市”密切相關的新的城市觀念，它向往的是以人為本（“人本主義”）的城市化，也是一種更公正、更開放、更寬容、更民主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