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大學畢業，杜江萍已有4年沒來武漢中山公園了。這里，曾留下她青春的飛揚和初戀的甜蜜……不久前，她來到這里參加了一個房展會，準備為即將出生的孩子置辦新家。不過等她的孩子長大后，這里也許就不再是武漢市民的專屬文化休憩樂園了。

　　日前，中國中山公園聯誼會會長單位北京中山公園證實，內地51家中山公園將集體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準備工作正在計劃中。雖然全國的中山公園申遺早在2002年就有人提出，但由于條件不成熟，加上各家中山公園因歷史背景不同，差異很大，所以申遺工作一直未進入程序。但申遺肯定是該聯誼會的最終目標。

　　中山公園申遺剛剛起步

　　中山公園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公園的統稱。民國時期，出于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拜，中國曾掀起中山公園建設熱潮。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不少城市還將原有公園改名為中山公園。中山公園由此成為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同名公園。據統計，全球共有75座中山公園，其中中國內地51座、港澳臺19座、國外5座。

　　“數量最多”就能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了嗎？顯然不是。

　　被推薦申遺須至少符合世界文化遺產六大評選標準中的一項，并同時符合真實性及完整性的要求。這六條標準是：代表人類創造性天才的杰作；展示人類在一段時間里或在世界的一個文化區域內，對建筑或技術、不朽的藝術、城市規劃或景觀設計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現存或已經消失的人類文明或文化傳統構成或典型的見證；構成可以展示人類歷史重要階段的某一類型結構的最富有特色的例證，如建筑、建筑群或景觀；構成可以代表某一文化或多種文化的傳統人類住區或規劃的典型例證，而這類結構在不可逆轉的社會文化、經濟變動影響下已變得脆弱；與有著突出普遍意義的事件或生活傳統、觀念、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的或確實的關聯（此標準只在特殊情況下結合其他標準才可以使用）。面對這些申遺標準，中山公園的突出價值在哪里？

　　中國中山公園聯誼會副會長、武漢中山公園黨委副書記柯昌偉這幾日一直忙著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資料。為了申遺，他要整理國內中山公園龐雜的歷史資料。“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太原解放前就有中山公園的相關記錄，但現在改為地域性名稱了；比如之前認為云南省內沒有中山公園，但發現楚雄有一個；比如有的公園和孫中山先生有著深厚的淵源，有的公園卻找不到……”這讓柯昌偉倍感困惑。

　　更困擾他的是近期公眾對中山公園申遺提出了諸多歷史遺存和文化價值方面的質疑。“如果沒有什么歷史遺存，僅僅建一個園子，樹一個孫中山的頭像就跑來申遺，那不是太可笑了嗎？明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這個節骨眼上爆出要申遺的消息，讓人感覺是一次聯合的廣告行為。”一位北京市民說。

　　“申遺的具體價值闡述要等到明年5月舉行的中山公園聯誼會籌備會上才能確定，到時會正式啟動相關申遺程序。我現在能做的就是首先發動一些大城市的中山公園準備資料。不過，一直以來我們都有‘歷史文化名園保護與發展’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本次申遺工作中應該還會體現。”柯昌偉說。此前，北京中山公園負責人楊明進也曾向媒體表示：“各家中山公園歷史背景、發展情況不同，以什么理由、什么形式申請還不能確定，需要共同研究。”

　　一些專家從精神價值方面肯定了中山公園的申遺行動。文史專家龔潔認為，中山公園申遺申的是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向世界展示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即一個革命先行者結束封建社會，改變人民被壓迫狀態的民主啟蒙思想和所做出的努力”。

　　具備申遺資格

　　中山公園很“年輕”。以武漢中山公園為例，它1928年才得名。如此“年輕”即被封為“遺產”是否合適？國內大多數中山公園都不是文物保護單位，是否可以“越級”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世界名勝？在目前的世界遺產名錄中，尚未找到名人命名公園系列申遺的成功先例，中山公園能否打破零紀錄？系列申遺在“人多力量大”的同時面臨良莠不齊等諸多問題，該如何解決？

　　還未啟程就背負了公眾如此多質疑的中山公園，眼見申遺前路困難重重。

　　雖然20世紀建造的現代化城市巴西利亞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但近、現代建筑申遺成功畢竟是少數。對此，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柴曉明表示，遺產或者文物的認定并沒有明確的年限限制，主要標準是其價值。北京交通大學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則用實例說明了人們存在的認識誤區：“人們對世界遺產的認定需要有一個心理適應過程。比如說鳥巢、水立方未來也會成為新遺產，但因為還沒有經過時間的積淀，冠之以遺產的名頭，大家會很不適應。”他對此次中山公園申遺持樂觀態度：“雖然在評委心中肯定是歷史久遠的東西地位和價值會高一點，打分時候的權重會高一點，但孫中山先生推翻封建社會、倡導三民主義的歷史功績是很符合國際社會理念的。拿歷史價值和人文關懷去申遺，我認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對于申請世界遺產是否需要先具備國內各級文保單位“身份”的問題，柴曉明表示并無此方面要求。但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參與申遺的項目基本上都具備國家各級文保單位的頭銜。“世界遺產要求在國內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等于擁有了全國最高級別的文物保護法律地位。這是從大運河申遺開始就強調這一點的，參與大運河申遺的單位必須先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才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張廷皓告訴記者，“申遺不是有一個名稱就能怎么樣了，它要有歷史、科學、藝術、景觀等多方面價值，必須達到國際要求的水平。雖然說申遺只需滿足世界文化遺產六大價值標準中的一條就可以了，但滿足的這個價值必須是很高的。”

　　我國目前已擁有世界遺產40處。據統計，現在國內有35個項目已正式備選申遺，各地提出申遺的還有200多個項目。按照聯合國“一個國家一年只準申報一個項目”的規定，這些項目已經排到下個世紀了。那中山公園申遺豈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呂舟否認了申遺要按先后排序的說法：“申遺不是按先后順序排資論輩的。有時候大家看著某些項目很好，但它們有可能因為種種原因申不上。另外一種情況是，有個事物原本大家都不熟悉，突然之間冒出來，各方面條件也很成熟，那就可以先申這個項目。它是動態管理的。”對于中山公園申遺，他認為申遺方現階段需要做好兩件事——進入我國申遺預備清單項目行列、挖掘自身突出價值所在。對于流傳的“中山公園申遺，申的是精神”一說，呂舟認為：“不是不可以，精神在申遺標準的第六條有所體現，但是通常情況下不能單獨作為一條標準來衡量，一般還得同時具備其他五條標準中的一條才行。”

　　申遺之路困難重重

　　采訪過程中，系列申遺會比單個申遺遇到更多困難被專家們反復提及。王衍用認為，系列申遺也有好處：“用一個主題覆蓋各個要素和形象，一起向外推銷有利于被市場接受，也有利于全方位的發展，比單兵作戰的效果好。”他還建議：“除了中山公園，國內還有很多以孫中山為主題的建筑體系，比如南京中山陵，比如數不清的中山街、中山路，它們在建筑設計等方面都稱得上是完整的建筑藝術品。這些都可以與中山公園聯合成一個系列共同成就申遺平臺。”

　　話雖這么說，但因為系列申遺中的每一個申報點都必須滿足高規格的世界遺產評選標準，這種“人多力量大”的申遺方式在影響力增大的同時也面臨著各申報點情況相異、不好統一的問題。對此，王衍用提出要“分層次篩選”：“申遺時要篩選、分層次。可以把最具代表性、歷史文化較為深厚的幾個地方先拿出來申。一股腦地都往上報，很可能會阻礙申遺進程，產生負效應。”

　　管理體制的不統一，這是柯昌偉現在就遇到的一個大難題。“現在好多公園的建制都變了。不少縣市成立了公園管理處對公園進行集中管理，有的歸建設局管，有的歸城管局管，情況不一。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山公園是既有名字又有單位，有自己的領導班子、職工、股室、審批權，現在大多只剩下一個名字了。建制的變化會給申遺帶來不少影響。”

　　對此，呂舟表示，管理體制和法律保障是世界遺產考察和評價的重點對象，其考察的核心內容是申遺方是否具有使遺產長期保存、價值長期保護的切實保障。

　　不要幻想，不要走偏

　　近來，佛山、溫州、青島等地的中山公園紛紛給柯昌偉打來電話，表示將參與中山公園的系列申遺工作。大家的熱情讓柯昌偉感覺責任更重了。當記者問他為什么要發起此次申遺行動時，他說：“我倡議申遺的最大目標就是保護，舉個例子，福建某市的中山公園現在已經在地圖上找不到了，因為它在當地的城市開發中被拆除了。中山公園承載著中國一個歷史階段的重要記憶，歷史需要傳承，傳承需要保護。”

　　但在調查過程中記者發現，與申遺方高漲的熱情不同，中國民眾在早年故宮、長城等歷史古跡申遺時所表現的強烈支持和歡欣鼓舞，已所剩無幾。許多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申遺是件好事，但近年來頻出的大手筆申遺經費和大規模旅游開發讓大家對申遺目的產生了懷疑。

　　就申遺目的，記者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92%的人認為是為了發展旅游業，提高當地經濟收入；74%的人認為是為了提高當地知名度，打造政績工程；34%的人認為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名勝古跡。

　　有數據表明，1997年，山西平遙古城申遺成功，自此至2008年的11年間，當地旅游綜合收入從1250萬元增至6.7億元，旅游收入占當地GDP比重從不到1%增至13.91%。同期申遺成功的云南麗江古城勢頭更猛，1997年之后的游客數量連續多年年均增長10%以上，僅2009年一年的旅游業收入就高達88.66億元，旅游業對當地GDP的貢獻率達50%以上……如此看來，世界遺產的稱號似乎變成了旅游業和經濟發展的“金字招牌”。

　　“申遺會給遺產本身帶來更好的保護，但這個理由并不是全部，實際上還有一種驅動力是對地方官員而言的，那就是政績。知名度高了、美譽度高了，經濟收益會提高，還有一個敏感的字眼——錢。從以往來看，國內每個申遺項目單是前期的規劃、研討、公共設施等準備工作就要花費成百上千萬元，但這巨額的申遺經費是無形的，花多花少是可伸縮的。如此名利雙收的好事會有人拒絕嗎？”一位業內人士說。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產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丹青也擔憂：“一些地方在商業利益和不良政績觀的驅動下背離了保護遺產、傳承后世的初衷，在經濟利益誘惑下變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遺產蛻變為‘產出效益’。”

　　“不管深層次動機是什么，從爭取國家利益、保護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說還是應該支持申遺的。”王衍用說，雖然各申遺單位表示會嚴格遵守相關要求做好保護工作，“但遺憾的是，國內目前還沒有完善的保護措施條文。申遺成功后保護的好不好關鍵還要看管理力度”。

　　在開發旅游這個問題上，雖然呂舟也表示“沒有關系，畢竟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目的都很純潔”，但他還是反復向記者強調，旅游開發必須建立在保護的前提和基礎上。為了維護世界遺產權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嚴格保護、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建立了監測機制。

　　申遺，是一次提升，是一份承諾，更是一種責任。它有利于讓中國的文化走出國門，成為全人類共同財富，從而得到更好的傳播和發揚。但申遺也是一個過程，比這個過程本身更有意義的，是提高全社會對文化自然遺產的重視。早在2003年，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的包克辛就曾作過這樣的批示：“我不反對申遺，但一定要端正認識。申遺是為了保遺，不要幻想，不要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