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閑適典雅的明代園林及造園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爭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陳友諒、張世誠、方國珍、朱元璋等多處武裝割據。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據勢力后稱帝，建立了明王朝。與此同時，其北伐大軍也迅速推進，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將元順帝逐出中原。

　　由于經歷了元代短暫而殘暴的統治，以及元末抗元戰爭和割據勢力的相互攻伐，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文化受到了較嚴重的摧殘，明初便采用“寬政”，以“安養生息”為治國方針，經濟上則采取移民墾荒、實行軍屯、減輕賦稅及興修水利等措施，同時遏止奢侈，提倡節儉，從而促使農業、商業及手工業都在短期內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由于吳地在元末曾是張世誠的勢力范圍，并將蘇州建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滅張世誠時，也殃及當地百姓，不僅焚毀了張氏王宮，而且將吳地大量富戶遷徙到鳳陽，又沉重打擊了當地的經濟，滯后了這里的經濟和文化的恢復。所以明代前期，蘇州地區的造園活動未有太大的發展。到明代中葉，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后，再度出現繁榮。但有鑒于對明初以來政治上黨獄株連的恐懼，對文化上程朱理學的厭倦，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批不思仕進，專事享樂的“有閑階層”。當然，所謂“閑”，并非無所事事，而是將絕大部分精力，用在對衣食生活的追求，對生活中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證之上。因而推動了這一時期造園活動向縱深發展，還出現了許多討論園林規劃和設計的雜論、專著。這就使蘇州乃至整個江南地區的園林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出現了下述著名園林：

　　(一)真適園及王氏園宅——“真適園”，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東山唐股村。史書記載，王鏊自幼聰慧，文章過人，明成化時舉鄉試、會試，均以第一告捷，后殿試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侍講學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內閣，晉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后改武英殿大學士。在其任京官時，就曾在故宅旁建園林，名“小適”。致仕回鄉后，再筑此園。因自以為一生的榮華都已享受，心滿意足，故題額為“真適”。園中有“蒼玉亭”、“湖光閣”、“款月臺”、“寒翠亭”、“香雪林”、“鳴玉澗”、“玉帶橋”、“舞鶴衢”、“來禽圃”、“芙蓉岸”、“滌硯池”、“蔬畦”、“菊徑”、“稻塍”、“太湖石”、“莫厘獻”等16景。各有當年文人墨客為它唱和的詩文。

　　王鏊人閣拜相以后，其家人雖不出仕為官，卻也競相造園。東山的“安隱園”，就是其長兄王銘的宅園。王鏊仲兄王銎，則建有“壑舟園”，也在東山。其弟王銓則構“且適園”于太湖東橫金塘橋。王鏊的長子尚寶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園”，以為養親娛老；季子延陵將其“招蔭園”建于“真適園”之西；侄兒王學也建“從適園”于東山陸巷。這種兄弟子侄競相造園的風氣，在明代的后期十分普遍。

　　(二)諧賞園——在吳江縣城西北，是顧大典的宅園。顧大典，字道行，隆慶問(公元1567～1572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后自求解官，歸吳江故宅。其宅以東半為園，內建有“云蘿館”、“清音閣”、“美蕉軒”、“載欣堂”、“凈因庵”等建筑。臺榭池館雖非精麗，但以木石為人稱道：其古木“大者數圍，小者合抱”，其石“蒼然而澤，不露疊痕”，故有“勝甲一邑”之譽。在主人自己看來：“大抵吾園臺榭池館，無偉麗之觀、雕彩之飾、珍奇之玩，而惟木石為最古”。“偉麗、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為吾園甲于吾邑，所謂無佛處稱尊也。”“諧賞園”建成于顧大典外出為官之前，棄官后即以此作為燕樂終老之地。

　　(三)弁山園及王氏園庭——“弁山園”，是明代萬歷初文壇領袖王世貞的園宅，位于太倉城內。王世貞，字元美，號風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萬歷初，王世貞自鄖陽罷任歸，于太倉城建園墅。以《山海經》所載，弁州山為仙靈棲所，故慕而名園為“弁山園”，又自稱“弁州山人”。園占地70余畝，其外小溪渺渺，東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為關帝廟，碧瓦雕甍。其南是鄉野腴田。園中平地起樓臺，城市出山林。全園土石，十之四中為山三，為嶺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灘，有溪，有瀨。建筑十之二中有佛閣二，堂三，樓五。書室四，軒一，亭十。竹木花卉無可數計，約略為十之一。其余還有橋道、石洞、巖磴、澗壑、流杯亭之類。王世貞自稱園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時變幻皆為勝絕。

　　與當時許多官宦世家一樣，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園池，其中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園”，其子王士騏的“賁園”。“淡園”位于“弁山園”東半里，面積僅“弁山園”的六分之一，樓臺參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著名當時，人稱“五美園”。“賁園”在城廂鎮，內有“樂志堂”、“梅花庵”、“嬌雪樓”諸勝，也為一代名園。

　　在我國古代，造園的歷史雖然十分悠久，而且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或為園林作記，或為園主立傳，但真正為造園著書立說者，《園冶》的作者明代人計成可能為第一人了。計成，字無否，吳江人。自幼擅畫，最喜關仝、荊浩筆意，中年始以畫意造園，名聞遠近。后以自己多年造園心得編纂成文，這就是著名的《園冶》。書分3卷，分述造園要旨、園地屋宇的規劃設計、山石選擇以及借景等各個方面，不僅闡述了傳統的造園理論，同時佐以親身的經驗，附圖闡釋，使后人獲得許多具體造園操作上的借鑒。

　　我國古代長期以來未出現《園冶》那樣的造園專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我國古代，人們將世間萬事萬物，都歸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為文人，他們的社會職責主要是“文以載道”，而造園技藝怎么說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難以納入其考慮的范疇。我國古代的工匠，歷來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懷絕技，也很難付諸筆墨，因而無法將其流傳于后世。其次，是鄭元勛提到的“園有異宜，無成法，不可得而傳也”，這應該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計成在“興造論”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園筑之主，尤須什九”的觀點。所謂匠與主人，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工匠和園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種解釋，似應指須有一定修養，具備必要造詣的設計者。這一觀點，在當時曾被不少人認同。說得最為明確的，要數人清之后的李漁了。他在《閑情偶寄》中說：“葺居治宅，與讀書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舉業者，高則自出手眼，創為新異之篇。其極卑者，亦將熟讀之文移頭換尾，損益字句而后出之，從未有抄寫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正因為如此，《園冶》接著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書從“相地”到“借景”，都圍繞著“因地制宜”而展開。僅就“相地”而言，園址有可選擇的，也有無法選擇的，前者指有權勢者，在選址時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處基址可選，那么環境如何，就成為取舍的先決條件。但更多的則是城中隙地，環境稍差而閑置著。在這種基址上造園，或許也就能真正體現出規劃設計者的高下工拙了。歷史上同時處于北京海淀的“米園”和“李園”，就是這方面最能說明的例子。“李園”極陳豪奢，可說是用金錢堆筑而成，而“米園”則巧妙地利用了海淀地勢低洼、一望皆水的特點。相形之下，其造園主持者的造詣修養，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了。《園冶》一書的價值，應該說并不僅僅局限于為造園所提供的種種手段，重要的是借各種具體的處理來說明某一種方法。誠如鄭元勛在題辭中所說：“予終恨無否之智巧不可傳，而所傳者只其成法，尤以未傳也。”如果不能理解計成的這種“因地制宜”的精神實質，即便熟悉了書中的各種操作手法，也不過與一般工匠無多大差別。

　　與計成《園冶》幾乎同時，蘇州地區還有文震亨的《長物志》。文震亨，字啟美，長洲人。曾任中書舍人。他在晚年所著的《長物志》，是一部論述士大夫生活情趣的雜著，其中“室廬”、“花木”、“水石”和“禽魚”4卷，與造園有著密切的聯系。

　　除上述兩本屬蘇州地區的有關造園的著作外，江南還有不少與《長物志》相類似的著作。如陳繼儒的《巖棲幽事》、《太平清話》、林有麟的《素園石譜》、屠隆的《清閑供》、《考架余事》，高濂的《尊生八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包含著數量眾多對造園的見解，許多都十分精辟。這反映了文人，特別是明代文人對園林所具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