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年來興起的城市經營以資金獲取為指向，且熱度之高、來勢之猛可謂前所未有。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由于市場與計劃、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磨擦與碰撞所造成的變形，是一些城市政府對市場化管理和企業化運營有意無意的曲解從而導致的行為扭曲，其實質是對城市經營的誤解以致誤用。

　　①政績評價的導向偏差

　　當前，評價一個地方或城市發展快慢的直觀依據就是GDP的增速、財政收入的多少，城市建設的成效。基于中國目前的政績考核體制，以GDP為典型代表的地區經濟總量的增長是永恒的硬約束（其實是一種激勵），地方官員以“城市經營”為載體或手段而追求 GDP 的增長，成為一種理性選擇。城市政府追求形象工程，進行了一輪輪的圈地招商和圍城造房，按照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大量的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收，直接表現為財政收入的增加，并且直接推動當地GDP的增長。而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產業、農業或民生，往往很難再短時期見到成效，就會影響政府官員的升遷。所以，城市經營出現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烈政績動機的驅動。以GDP增速、財政收入多少，城市建設成效等顯績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評價指標，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違背了城市經營以人為本的基本前提。

　　②職能定位的人為錯位

　　政府職能是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社會服務職能的有機統一，經營城市中過分地重視經濟職能則為人為錯位。地方政府在無權進行稅收、金融、投資、產業等政策調控的前提下，能夠運用的手段就是城市規劃和土地批租，地方政府是城市范圍內國有土地資源和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代表，同時也是管理者，在城市范圍內的“宏觀調控”就自然和“經營城市”聯系起來。城市政府就會強化經營職能，插手城市經營的具體運作，忽視服務職能，造成政府職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并產生的種種不良后果。城市經營并沒有否認政府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主要承擔規劃、監督、管理、調控等職能，主要任務是制定規則、營造環境、維護秩序，并不直接從事城市的經營活動，這樣能夠保持客觀、公允的地位，從社會公共利益的全局、長遠目標，通盤考慮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擺脫了事無巨細、一抓到底的瑣碎事務，致力于清除行政壟斷、不公平競爭等市場障礙。企業擔當城市的經營主體，成為城市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的真正運作者，在政府的指導、支持、監督下，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開發城市資源，既能保障自己的合法經營收益，又能為城市面貌的改善和城市價值的提升，產生實際的推進作用。

　　③土地收益的分配缺陷

　　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土地的從農業用途向非農業用途、從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轉有著巨大的需求。因此，城市政府能夠從土地的使用權交易中獲取總量巨大的收益。在現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進入市場為城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獲利空間，這是誘發城市經營熱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收益來源是土地用途轉變以后產生的級差收益，因為土地的不同用途能產生截然不同的經濟效益。在現行制度下，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不能出租、轉讓、抵押，集體土地只有變性為國家所有才能進入二級市場。因此，農民集體土地無法與國有土地一樣享有同等的財產權益。城市政府通過從農村集體手中以低廉的代價征用土地，然后與土地使用權的購買者分享土地用途轉變產生的級差收益，土地的原來所有者農民集體則被排除在收益分享者之外。綜上所述，當城市政府一方面面臨著財政收入的入不敷出，一方面看到了可以通過征地實現的巨大收益時，對于以經營土地為核心的資金獲取指向型城市經營自然而然地趨之若騖。這是城市政府在現行制度約束下的必然選擇。

　　④地方事權與財力的不對稱

　　造成以資金獲取為指向的經營城市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擔的行政職能與支持職能行使的財政收入來源之間的不對稱，簡單地說就是事權與財力的不對稱。我國在 1994 年實施了分稅制改革，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但是，這次分稅制改革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并沒有解決事權與財權不清這個我國財政體制多年來一直存在的缺陷，而且在財力大量向上集中之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劃分與舊體制基本相同，地方政府的職能、職責范圍幾乎絲毫未變，使得地方政府的財力與事權及支出范圍極不相稱。要干的事多而來自稅收渠道的收入來源少，必然迫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尋求一切可能的收入來源。在這種情況下，有資產可以“經營”的城市政府對城市經營表現出高度的熱情是很自然的事情，追求資金獲取成為經營城市的主流，這也是城市經營中出現許多的問題的重要客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