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除城區建筑面積的擴展外，城市空間的變化還體現在建筑形式和材料的變化等多個方面。城市化進程中人口的攀升，導致城市建筑地皮緊張和地價上漲，從而促使城市建筑向高處發展。16世紀下半期至17世紀下半期，巴黎中央菜市場街區的房屋高度增加了。在重建房子時，總是會在新建筑上額外添加一兩層。此外，在16、17世紀法國各城市老城中心的改造中，都力圖改變中世紀的混亂狀態，讓新修的街道呈直線，并讓所有的臨街建筑物正面保持齊平。在建筑材料上，石料逐漸比木料更受青睞，至少在巴黎如此，亨利四世就曾對建筑師們發出指令，禁止在橋梁建設中使用木頭。(47)

　　但需要說明的是，近代早期法國多數城市的大部分城區，實體面貌之變化遠非想象的翻天覆地的變革——那是工業革命以后的事情。究其原由，當時經濟技術條件的囿限自然是根本的原因，但也有人們觀念中對城市認知的思想因素，如1634年尼姆市政委員會反對引水渠工程師的規劃方案，因為方案威脅到了城墻：“毫無疑問，城墻會倒塌，因而讓各色人等任意進入本城，從而使僧侶、行政官員、商人和其他居民難以再住在其中。”(48)把城墻視為城市不可或缺且不可撼動的界限，從側面反映了這個時期法國城市空間轉型的有限性。

　　誠然，在1500-1700年的兩個世紀，法國城市人口比例在上升，城市規劃和空間格局也在改變，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和空間面貌變化遠超許多中小城市。但總體而言，近代早期法國的城市化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并且存在時間上的斷續性和地區間的差異性；在城市化程度上，法國也比不上荷蘭、比利時、英國、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49)法國城市面貌仍處于傳統與現代之間，不能以現代工業社會的技術條件和經濟實力支撐下的變革幅度和速度，去衡量前工業社會的城市化。但在法國近代早期歷史進程中，城市具有與其人口比例不相稱的地位和影響力，這主要表現在，它們是這個農業國度的政治統治和經濟發展的中心，并在文明化進程中扮演著先導性的角色。

　　首先，在政治方面，城市變成了國家統治的中心。16世紀以降，隨著法國絕對君主制國家的建構，中央權力逐漸滲透到市政事務當中，這通常表現為王國政府專橫地改變城市章程，控制市政官員的遴選。例如宗教戰爭甫平之后，在里昂，1595年的“肖尼法令”(l'edit de Chauny)把市政行政官的數量從12名削減至4名，并安排一名市長做他們的頭領，市長是由國王直接任命，或從三人名單中指定一個。亞眠的情況與此類似，1597年王室法令把市政官從24人減為9人，設立4名市政參事，由國王或王室高級官員指定人選。福隆德運動又一次為王權強化滲透和控制提供了機會。在昂熱，1657年叛亂平息后，國務委員會發布政令，決定自今而后市長和市政官員由國王來任命。中央政府在其他許多城市采用類似的手段，加強王權的控制。(50)尤其是監察官制度正式確立后，君主的行政官僚系統對整個王國城市的控制力更是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51)盡管舊制度王權從未系統地重構城市的管理機構，其行政體系依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的特征，但城市在封建領主體制下所擁有的獨立和自治無疑極大地縮減了。城市更多地變成了王國政府——一個自上而下的統一的權力體系——施行政治統治的中樞，中央轄制下的行政司法機構和軍隊麇集其中。

　　至17世紀末，法國各個城市設有12個高等法院，11個審計法庭，12個間接稅法庭，上百個初等法庭，30個監察官轄區，(52)它們共同構織成一張層級和職能較為分明、網絡架構較為完善的行政司法權力網絡。與此同時，軍隊規模大幅擴張，在和平時期，1600-1615年法國的軍隊人數僅有萬人，1698-1700年劇增到14萬—14.5萬人。軍隊在沒有軍事行動時大部分時間都駐扎在城市。(53)因此，行政司法和軍事人員構成了許多城市的基干人口，如高等法院駐地之一的第戎，17世紀下半期，1/3的人口都是以公務或軍事職能為營生。(54)貝桑松也是如此，正是在路易十四吞并弗朗施—孔泰之后，把它設為首府，創建一系列行政司法機構并派駐強大軍隊，大量官吏和軍人隨之涌入，使這座地理位置不佳、長期舉步維艱的城市命運驟然改變。(55)

　　第二，在社會結構變遷方面，精英階層流向城市。1500-1700年，除商人和官員之外，鄉村的縉紳貴族也開始向城市聚集，法國城市在此期間完成了對精英階層的吸納。16世紀，以“鄉居貴族”為主體的精英階層仍以鄉村世界為根據地，如諾曼底貴族古貝維爾老爺(Sire de Gouberville)，(56)他參與鄉村世界的各種習俗和信仰活動，主持鄉村會議，投身當地的節慶活動，需要時才去城里處理事務和游玩購物。“鄉村對他們來說還不是簡單的別致風景和純粹的收入來源；在他們眼里，鄉村依舊是活生生的現實。”(57)但鄉居貴族們并未隔絕在鄉村文明當中，他們與城市文化也有密切的接觸。從古貝維爾老爺的流水賬日志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偶爾離開自己的莊園城堡，在魯昂、卡昂、巴約等周邊城市/鎮逗留較長時間，除處理經濟和法律事務外，還參與城市豐富的社交或娛樂活動，購買劍、斗篷、手套或書籍等各種精美物品。(58)即便那些在巴黎已建有自己府邸的大貴族，也并不常住于此。但17世紀上半葉是一個顯見的分界點，越來越多的貴族家庭從鄉村移居到城市。坐落在盧浮官周圍和圣日耳曼郊區的豪華府邸如今變成大貴族們的主要居所，一些外省城鎮也成為貴族居住和娛樂的中心。1695年，埃克斯住有400家佩劍貴族和193家穿袍貴族。即便布列塔尼小城奧萊，也有12個貴族家庭常住于此。(59)

　　第三，在經濟權力上，城市主導著財富的生產和消費。眾所周知，16、17世紀，法國還經歷著較為劇烈的經濟變動，如價格革命、商業革命和鄉村工業的發展。更大范圍的社會里的這些經濟變動，與城市本身的社會演變——精英階層的聚集——結合起來，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提升了城市在國家經濟方面的主導地位。在農業領域，城市掌控的土地數量不斷增長。上述貴族階層從鄉村向城市流動是一個原因，而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顯然與這兩個世紀法國社會總體的發展變動密切相關：商品經濟發展、物價上漲和國家稅賦加重，使部分農民瀕臨破產，被迫出售部分土地償債，其購買者主要是來自城市的富裕的食利資產者。根據拉杜里的研究，早在1547年，蒙彼利埃鄉村的6塊大地產，其中5塊由蒙彼利埃人所有(2名貴族、2名法官、1名資產者)，僅有1塊屬于農民。1677年，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強，11塊大地產全部為蒙彼利埃人所有。(60)土地控制數量的增長和精英階層的流入，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業收入分配向城市傾斜。(61)

　　在工商業領域，城市是16、17世紀商業革命和工業發展的中心點，而工商業的發展則為城市實力的增強注入了動力。譬如大城市里昂，歐洲南北遠程貿易路線上的重要中轉站，擔當著國內外商品集散地的角色，法國1/3甚至一半的商品進口通過這里中轉。即便宗教戰爭時期該城興旺的商業和金融業遭到沉重打擊，但17世紀初它很快重新復興，且非簡單的復原，而是在新基礎上的更生。先前幾個世紀里，里昂一直是法國進口國外絲織品的門戶，但在17世紀頭二十年里，這座城市的絲織業取得飛速發展，絲織品質量極大地提升，國內外市場不斷擴大。(62)此后直至20世紀初，絲織品制造和銷售一直是這個城市的立市之基，使之在法國的城市等級中能夠長期保持著僅次于巴黎的地位。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盡管缺乏里昂這種廣泛的外部聯系和大范圍輻射力，但同樣扮演著地區商品流轉樞紐的角色。如法國北部的博韋就是這樣的城市，它的紡織業非常發達，亞麻和呢絨紡織業尤為突出，鄉村工業的地位舉足輕重。但城市是這些經濟活動背后有力的控制者，它不僅通過資本組織和控制生產活動，更通過市場把產品西銷至佛蘭德爾、荷蘭、英國，東銷至康布雷和圣康坦，盤活了整個經濟活動。(63)正是16、17世紀商業的這種總體性飛躍，城市得以進一步強化其在經濟領域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