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社會制度理論框架

　　一些學者認為，生態補償本身屬于制度范疇，補償機制的設計和實施都處于復雜的法律和制度環境之中，經濟社會基本制度會影響生態補償方案的設計和實施。也就是說，生態補償機制不是在真空中運行，而是根植于現有的社會、環境、經濟等制度體系之中；生態補償實踐在多樣化的背景和制度環境下開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施方案差別很大，反映了生態、社會、經濟的制度背景差異。因此，補償制度的靈活性很重要，只有適應基本經濟社會制度才能在實踐中運行得更有效率并取得更好效果。制度屬性決定了生態補償方案設計既要考慮生態保護目標，又要考慮社會發展目標。生態補償機制在引導土地共享或保留生態用地實現生態保護目標的同時，還應具有保障相關利益者權益，促進社會公平分配的作用等。協調好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間的關系是生態補償方案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單位補償資金所產生的額外生態服務過低，利益相關者將不愿支付補償；如果生態補償方案只能保證受益者短期內對生態服務的需求，但不能同步改善整個生態系統，生態服務的持續有效供給就不太可能實現。此外，由于很多補償方案都把補償金額與自然資源產權直接掛鉤，生態補償機制可能會放大由于資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

　　除上述四種理論框架外，一些學者還研究了生物物理等外界因素對生態補償機制的約束性，還有一些學者從生態正義論的角度批判了生態補償理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總體上看，現有的各種生態補償理論框架都處于科斯學派和庇古學派兩個極端之間，每種理論框架具有特定的適用條件。本研究認為，設計生態補償理論框架應考慮經濟激勵的重要程度，補償資金的轉移方向和服務的商品化程度，更為重要的是理論原則的普遍適用性和技術方法的可操作性。

　　3 現有生態補償理論評述

　　現有理論框架描述了特定條件下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原則，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經濟學理論支撐，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方法不科學，以及沒有充分考慮不同生態服務的研究尺度問題，這些理論框架對生態補償實踐的指導作用不強。

　　3.1 生態補償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生態經濟學和經濟學在對生態服務及其價值的認識上一直存在沖突。經濟學家相信，技術進步和價格機制將會自動調整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生態學學家則認為，技術進步雖替代了部分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但也增強了人類破壞生態環境的能力。此外，生態學家識別了多種類型的生態服務，分析了這些服務與人類福祉的關系，并計算出龐大的生態服務價值。然而，經濟學家并不認可這些價值，因為這些價值并不符合經濟學的歷史成本計價原則。這一認識沖突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學理論尚未將生態服務納入總供給與總需求模型，同時，生態學在很多情況下混淆了自然形成的生態服務價值和人類創造的生態服務價值。事實上，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消費生態服務，總需求中應該考慮人們對生態服務的消費，總供給中也應該分析生態服務的生產問題。只有彌補經濟學的這個理論缺陷，才能統一經濟學和生態學對生態服務及其價值的認識，為創新生態補償理論奠定基礎。具體來說，由于生態保護投入具有增強生態服務生產能力的作用，有利于持續不斷地對人們提供服務，應該把生態服務的生產也視為價值創造的過程，在用支出法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將生態保護支出計入投資總額。同時，應該把人為創造的生態服務價值定義為生態服務增加值，相關消費者需要對利用生態服務增加值支付費用，在用支出法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將這部分消耗納入整個消費總額的統計范圍。

　　3.2 生態價值評估方法

　　經過多年的創新和實踐，研究者們提出了支出費用法、旅行費用法、機會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替代成本法、意愿調查法、意愿選擇法等多種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方法，基本解決了單項服務的價值評估問題。但是，應用這些方法進行整體價值評估還存在很多爭議，比如重復計算，沒有準確反映人類在生態服務生產中的貢獻，以及容易產生擠出效應等，造成生態服務與經濟領域的價值計量基礎不一致，生態補償與生態保護行動不掛鉤等問題，而且大多數方法評估過程比較復雜，難以在生態補償實踐中進行應用。因此，需要科學界定生態補償中生態服務價值評估的對象，研究提出基于保護成本的簡單易行評估方法，使生態服務增加值可直接用于國民經濟核算，從而統一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和經濟核算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