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概念自提出以來，受到中央和地方的持續推動，從最初的探索思考珠三角區域合作新模式，而后提出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戰略、珠江-西江經濟帶等發展戰略，到現在又著眼于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層層遞進，特別是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加入讓原本的廣東省內戰略升級為國家規劃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7月1日上午,《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一，起點：為什么國家在這個時點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快速從理論設想進入實際規劃和布局階段，從國家層面看，基于四個方面的考量：

　　第一，在全球化下半場競爭中，中國需要全新的開放平臺。中國入世之后，通過大規模“引進來”，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目前中間品、知識、技術、資本、人員、服務等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優化組合，對市場規則的一致性以及國際標準的兼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中國經濟轉型迫切需要創新型發展模式。隨著技術模仿空間縮小和改革紅利逐漸減弱，近年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亟需探索通過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向國際價值鏈高端攀升，培育新經濟動能。同時也有利于形成北有京津冀一體化、中有長江經濟帶、南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灣區經濟形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重要增長極與技術變革領頭羊，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灣區通過其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在經濟、人口、科技、產業等領域都體現出了無可比擬的聚集優勢。

　　第四，近年來香港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拉大、階層流動性趨弱等社會問題有所加劇，影響到香港社會穩定和人心回歸的大局，亟需探索如何將香港自由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促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二，痛點：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挑戰在“融合”

　　全球灣區經濟大多具有四大特征，高度開放、創新引領、區域融合、宜居宜業。高度開放，灣區海運發達，港口城市成為交通樞紐與對外開放的門戶，國際投資、貿易便利，經濟開放性較強。同時灣區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形成開發包容的移民文化。創新引領，由于灣區經濟的高度開放，更容易匯集全球資金、人才與信息，催生創新成果，推動新產業衍生與集聚，成為灣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區域融合，灣區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形成良好的職能分工協作，各城市在高端服務、教育科研、生產制造、生態旅游上各具特色，要素流動暢通。宜居宜業，灣區城市大多自然環境優美，依山臨海適宜居住，環境優勢加上文化氛圍開放，易于吸引投資和新興產業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惠州、中山、佛山、肇慶和江門等九個內地城市，以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從經濟體量和發展條件上看，已經具備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物質基礎。

　　粵港澳灣區與全球三大灣區對比

　　經濟實力雄厚。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目前經濟規模達到1.3萬億美元，介于韓國和俄羅斯之間，相當于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的規模，對外貿易總額、利用外資總額等重要經濟指標已和國際三大灣區處于同一行列。

　　區位優勢明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軌道系統等快速交通網絡，有泛珠三角區域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區域。

　　創新能力突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超過1.89萬家，居全國第一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56%，深圳市R&D比重超過4%，有華為、騰訊等世界級創新企業。

　　國際化水平領先。是中國國際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資最活躍區域之一。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澳門正在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

　　合作基礎扎實。一國兩制、CEPA、粵港和粵澳合作機制已運行多年，目前香港與內地之間每天有近70萬人次跨境往來，世界上沒有兩個城市之間如深港一樣，跨境往來成為工作生活的常態。粵港澳大灣區11城區位分工明確，特色明顯，優勢互補。

　　但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是其最大的特點，同時也是最大的難點和痛點所在。粵港澳三地屬于不同關稅區域，由于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的差異，各類要素難以實現完全自由流動，一些領域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灣區城市群之間資源整合相對不足，發展協同效應尚未充分顯現，長期存在“龍頭之爭”。在一國兩制條件下，讓灣區城市形成“融合”發展態勢，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壘，讓要素順暢流動，資源優化配置，形成有機整體以提升效率、釋放更強功能，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三，奇點：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與發展之“變”

　　從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上看，每一次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都會產生一個世界級灣區。一戰到二戰期間，紐約灣依靠大西洋貿易通道成為第一個世界級灣區;二戰后，舊金山灣依靠太平洋貿易通道成為第二個世界級灣區;20世紀60-90年代，亞洲制造業崛起，東京灣憑借科技制造實力成為第三個世界級灣區。

　　美國未來學家雷蒙德庫茲韋爾在《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中提出“奇點理論”，分析人類技術的進步和文明的演化，并描述了一個向人工超級智能躍進臨界點。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依托港澳實現經濟騰飛，這次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是否會成為第四個世界一流灣區的發展“奇點”，大灣區的未來又將如何“變”?

　　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走向，必須要從其國家意義與歷史使命出發來定位。其一，要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支撐區域。探索構建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一帶一路、雙向開放和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支撐。其二，要培育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創新中心。要強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成為新經濟發展策源地，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支撐。其三，要成為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探索“一國兩制”框架下區域合作新機制，充分發揮港澳獨特優勢，促進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拓展港澳發展新空間。第四，打造世界級城市群與經濟增長重要引擎。對標以紐約、倫敦、東京為中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探索新型城鎮化機制，帶動區域協同發展，成為全球區域競爭的重要支點。

　　粵港澳大灣區的變化，首先是空間之“變”，隨著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虎門二橋等跨珠江通道的完成，以及“一小時城軌交通圈”的建設，珠江東西兩岸流動更加暢順，城市群“通勤圈”更加清晰，二三級城市將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其次是創新之“變”，從以科技轉化和成果應用為主，向源頭創新攀升，更加注重大科學裝置、基礎研發設施和國際創新資源的引入，“廣-深-港”創新軸線強化，并形成聯通港澳的創新生態網絡。第三是產業之“變”，產業結構進一步高級化，高端服務比重將繼續上升，科技金融、貿易、航運等優勢領域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生命科學、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持續擴大。第四是貿易之“變”，從基于出口的世界生產中心，向進出口、服務貿易并重的世界級生產和消費中心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