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唐崖土司城，不容易設想中華民族之締造曾是何等艱辛。唐崖位于湖北省咸豐縣尖山鄉唐崖河畔，是土家族的中心地帶；而土家地域，除西南一隅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接壤之外，其余周邊都是漢族。就這樣一座孤島，漢代屬于“巴人”
之地，唐、宋是“羈糜州”，元、明、清是土司領地，直到清雍正十二年才“改土歸流”，納入華夏“正統”。直到民國時期，土司制度在某些地方還有殘存，紅軍長征中就跟一些西南土司打過交道。
土司城比北京紫禁城還大，就個人享受而言，土皇帝不亞于京城的大皇帝
土司品級，“宣慰為上，宣撫次之，長官又次之”。唐崖司在這些品級上幾經升降，最后以“唐崖長官司”終場。不論品級如何，唐崖司實際是保持半獨立狀態，對朝廷承擔一定義務，得到朝廷加封，就成了一方“土皇帝”，連土司城也歷來被民間尊稱為“土司皇城”。唐崖土司在這一方稱王稱霸，相繼十八代，歷時460余年，比東西兩漢朝加起來還長。
土司城的面積甚至比明清紫禁城還大。明清紫禁城南北長約960米，東西闊約760米，算下來不超過73公頃。唐崖土司城縱橫都有1公里，面積超過1平方公里（100公頃，即1500畝）。土司城盡管不到明清北京都城的 1／4O，但就“個人享受”而言，土皇帝并不亞于北京的大皇帝。
唐崖土司城瀕臨唐崖河，此河下游匯入烏江。由土家先民建立的巴子國有一路是沿唐崖河“倒流三千八百里”而下向川東發展的，所以后世唐崖土司與川東的關系頗為密切．我們甚至在峨眉、青城都能在建筑上看見唐崖土司城的做法也就不足
為奇了。
唐崖土司城的選址十分高明。東面是唐崖河，西面倚玄武山，南北兩面都有溪溝，天然形成一整片向東傾斜的緩坡；四周有充沛的水源，排污也不成 問題。城墻沿山脊和河溝的內岸砌置，可謂深溝高壘，翻過玄武山。便可見相當遼闊的良田平壩，使人相信這片“附郭”農耕有足夠的糧食供應土司城，即使遭到圍困，也可長期固守。唐崖河東岸“崖岸高峻”，當年自必首先考慮城防，但觀瞻上也令人感到雄秀兩兼，心馳神往。近年注意保護，四周林木逐漸蔥郁．正在恢復往昔“王城”氣象。
許多民族都有“崇東”的原始信仰，土司城的大方向也是“坐西朝東”占居緩坡，本是鄂西人民聚落的傳統規矩，唐崖土司城不過放大了規模。緩坡不占良田，便于引泉排水，而且有利防洪。現在唐崖河下游建了朝陽觀水庫，回水上溢，超過土司城地界，但水位遠在城區之下。可以想見，當年即使山洪瀑發，也無損唐崖土司城分毫。
土司城選取了大方向朝東．恐非偶然，值得深考。全世界的許多民族都有“崇東”的原始信仰。中國到兩漢六朝還以“東向坐”為尊位，最近報導的西漢景帝陽陵方位坐西向東，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很可能在元代建城之始，土家族還保持著這樣的舊習，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唐崖土司城的遺存本來十分豐富，但也與全國其它地區的生態同命運，“農業學大寨”的口號為唐崖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到處開田整地，把許多遺跡來了個“掃穴犁庭”。但，巍峨聳立的土司衙門牌坊，形態生動的張飛廟前石人石馬，精雕細刻、透著神秘的土司陵和田氏夫人墓，仍然是唐崖的驕傲。湖北境內，除武當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無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荊南雄鎮、楚蜀屏翰”坊。土司陵更可能是全國的唯一。“三街”石板依然完整，“十八巷”也歷歷可數。城墻多有遺跡可尋，賈家溝一帶墻垣更為清晰。其余城內建置，本地父老都可—一指出其位置（見本文所附《唐崖土司城遺址示意圖》）。主要建筑都講究風水、軸線、對景，不難精確定位。在原址作出一些標志，沒有什么困難；這能讓游人易于想象，發思古之幽情。甚至把一部分作出考古復建，也并非絕無可能。近年為了弘揚土家文化，開展旅游事業，有振興唐崖之議。這當然須得從長計較，討論其可行性，詳加規劃。有人主張將各地有價值而又難于保護的土家吊腳樓遷到唐崖，形成土家民俗村，這是值得鄭重考慮的建議。
土司制度歷史悠久，唐崖土司城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
中國土司制度，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分布廣泛，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唐崖土司便是這巨大存在最為鮮活的例證“之一”按照《清史稿》的總結，外藩二國，內地七省，都曾遍布土司。雍正十二年夏四月，湖廣容美土司（中心在今鶴峰縣），首先“改土歸流”。緊接其后，五月，“施南宣撫司改設流官”，唐崖屬施南，唐崖土司的“氣數”到此終結。六月，“湖廣忠岡等十五土司改設流官”，整個湖廣（湖南湖北）的土司制度被徹底“廓清”（以上引文并見《清史稿·九·世宗紀》）。清政府之所以先對容美、施南迅猛下手，實在因為這一地帶深人內地，久為清朝的心腹之患。各土司都曾為“前明”出兵效命，唐崖土司城的牌坊就是明廷對唐崖戰功的褒賞。入清之后，大量“不逞之徒”，包括前明遺老，擁入土司領域避難，伺機“蠢動”。李自成余部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打了二十幾年游擊。吳三桂造反之日，勢力也到達湖廣諸土司；近年出土的一方“唐崖長官司印”，竟是吳三桂“偽周”所頒。這一切不能不令清廷寢食不安。
《清史稿·——七·職官志》對土司制作了頗具學術價值的總結：
隴沿舊制，湘楚廓清；滇蜀改流十之三四，黔桂長官州縣，以今況往，弱半僅存；詳稽志乘，尚百數十。
說的是，遍布內地七省的土司制，甘肅不曾觸動，湖北湖南則全部清除；云南四川十之三四改設流官，貴州廣西還留下一小半。清朝退位了，竟還有一百數十處土司并未“亡”，給“民國”留下了“統一”的任務，到解放后才算全部完成。
區區一個土司制度，竟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長期地、大范圍地與流官制并行，自然形成“一國兩制”，這是值得注意的政治現象，更是值得思索的文化現象。《清史稿》所列土司分布的七省，恰恰是廣義的巴域或曰“泛巴”。土司制度正可認為是“泛巴文化”表現之一端。游人到了唐崖，自必驚嘆其山川之壯麗，文物之豐贍，民風土俗之繽紛多彩，或許更將透過淺表，陷人沉思，引發對我們民族的懷古之情，潛入歷史的深層去探索隱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