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春，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中國乃至全球的城市重新審視起危機狀態下的城市規劃與建設、應急治理與可持續發展。韌性城市再一次成為熱門話題，引發專家和公眾的熱烈討論。對于未來城市的規劃、建設，我們該有什么樣的思考？

　　韌性城市——未來城市發展方向

　　“韌性城市（Resilience City）”，是一個從物理學演化而來的概念。起源于拉丁語“resilio”的“韌性”一詞，本意是“恢復到原始狀態”。上世紀70年代初，這一概念被用于生態系統研究中，后來逐漸擴展到社會生態系統等領域。本世紀初，韌性的理念被用于城市復雜系統，隨之產生了韌性城市的概念。

　　目前，各界對韌性城市的內涵界定存在一定差異，但韌性城市概念已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也代表了未來城市的發展方向。通常，韌性城市指城市能夠化解和抵御外界的沖擊，保持其主要特征和功能不受明顯影響的能力。換句話說，當災害發生的時候，韌性城市能承受沖擊，快速應對、恢復，保持城市功能正常運行，并通過適應來更好地應對未來的災害風險。

△ 災害風險應對方式轉型

　　韌性城市建設為應對城市危機、保障城市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2016年10月，聯合國人居大會將“韌性城市”作為《新城市議程》的創新內容。近年來，韌性城市概念在我國開始得到廣泛關注并付諸實踐，四川德陽、湖北黃石、浙江義烏和海鹽等城市入選“全球100韌性城市”。

△ “全球100韌性城市”宣傳海報

　　疫情讓韌性城市建設迫在眉睫

　　“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大考。”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要針對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很顯然，城市規劃與設計行業如何助力疫情防控，緩解類似突發公共事件給城市治理帶來的影響與沖擊，值得探討和關注。

　　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認為，如今，城市面臨的不確定性爆炸性地增加，對城市規劃管理帶來了巨大沖擊，傳統的經驗估算已經失靈，建設韌性城市是應對黑天鵝式風險的必然選擇。根據他的研究，城市韌性分為結構韌性、過程韌性、系統韌性三個層面，城市規劃應重點關注技術層面的結構韌性。

　　AECOM的城市設計專家也提出，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城市韌性規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對城市規劃與設計行業而言，當務之急是承擔起緊急調整公共資源分配方案的角色，盡快確立以韌性城市為基礎的城市公共領域應急管理與使用規劃，確保在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時，城市仍能安全、健康地運行。

　　韌性城市應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

　　當前，發達國家對韌性城市建設的推進，己經深入到規劃、實施和政策的各個層面。如美國紐約在遭遇罕見的“桑迪”颶風襲擊后，全面制定了韌性城市規劃方案，將城市防災、抗災等應對風險的能力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力量進行提高和加強。英國倫敦則出臺了《管理風險和增強韌性》政策報告，重點提升抗洪水、干旱等風險的能力。2006年，新加坡政府發布了由德國戴水道參與設計的ABC水源計劃，其中包括雨水管理，水敏感性城市設計（WSUD）、生物修復等。經過改造后，河道的鋼筋水泥可以循環再利用，濕地可以吸收洪水，還在公共空間中預先建設空中連廊，平時作為慢性系統，當暴雨來臨時，則可用二層通道保證基本的交通聯系，讓城市更具韌性。

△ 遭遇“桑迪”颶風襲擊后的紐約 © National Geographic

　　北京是中國第一個將韌性城市建設任務納入城市總體規劃的城市。《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也提出，要建設更可持續的韌性生態之城。雄安新區從選址之初到規劃建設全過程高度重視城市安全，提出了全過程安全韌性規劃建設要求及防災能力提升策略，并提出了建設國際地震安全韌性城市典范的目標。而反觀處于新冠疫情中的武漢，由于缺乏韌性城市規劃，在突發疫情的環境下，一度幾近“停擺”，陷入極大的城市危機之中。

　　多位專家建議，應將各類災害防治納入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余暉博士提出，我國正處于“十四五”規劃體系制定階段，規劃體系若能重視韌性城市理念并統籌布局實施戰略，將順勢推動韌性城市建設。他還進一步表示，需要將韌性城市理念和思維融入到“十四五”規劃體系的各個領域，具體包括經濟韌性、設施韌性、服務韌性、治理韌性、生態韌性，等等。

△ 雄安新區規劃設計伊始就將韌性納入城市設計 © Arup

　　改造藍、綠基礎設施提高城市韌性

　　英國 Arup（奧雅納）董事、城市創新中心總經理張祺認為，韌性城市的基本框架包含多個維度。韌性城市的規劃實施需要傳統城市規劃設計、交通、能源、水環境等基礎設施相關主力團隊，還需要城市戰略、產業經濟、建筑等相關專業，尤其是一些跨學科領域專業力量的參與。

　　其中，對于通過基礎設施提高城市韌性，2019年8月，在河北省第三屆（邢臺）園博會的“風景園林國際學術交流會”上，英國 Arup（奧雅納）集團董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項目主任Justin Abbott進行了較深入闡述。他提出，改造重建城市藍綠基礎設施，可以恢復自然流域中城市內外系統功能，提供抵抗內澇能力，還可為城市居民和動植物提供更宜居的環境。

　　Justin Abbott介紹了多個相關案例，如荷蘭鹿特丹的水上廣場同時也是體育公園，可以在雨洪來臨的時候被暫時淹沒。丹麥哥本哈根2011年經歷了一場嚴重洪災之后，重新制訂了暴雨計劃，利用藍色、綠色、灰色基礎設施融合的方法，極大地提高城市復原能力。

△ 哥本哈根洪災后的藍綠改造

△ 荷蘭鹿特丹市Benthem廣場

　　用韌性景觀重建城市生態系統

　　實際上，在“韌性城市”概念出現之前，韌性的概念就已被用到生態系統。而眾所周知，風景園林除了提供觀賞價值之外，還應能提供更多的經濟、社會、健康、生態效益。在氣候變化、環境退化、高密度城市等背景下，景觀設計師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運用設計生態學的手段重建城市生態系統，可以建立更健康、有韌性的、可持續的城市載體。

　　如今，“韌性景觀”已經成為全球設計熱點。根據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俞孔堅教授的定義，景觀韌性指景觀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在不確定環境中和外力沖擊下自我適應、自我修復和自我健全的能力，通常表現為生態系統服務或景觀服務的可持續性。

　　在2019年3月舉行的第九屆園冶高峰論壇上，南京林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汪輝教授也闡述了關于韌性景觀規劃設計的問題。他提出，根據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蓋亞假說，地球是一個通過生物反饋實現自我調節的“超級有機生命體”。既然如此，地球上大大小小的無數景觀，也應該類似于地球 “有機體” 中的器官和細胞，發揮動態調適功能，對整個機體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貢獻。在他看來，韌性強的景觀越多，整個地球的韌性就會越強。

△ 蓋亞假說認為地球是一個超級有機生命體

　　對于韌性景觀的具體設計，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IFLA）主席詹姆斯·海特教授認為，韌性景觀的設計首先應該順應自然規律，充分考慮到氣候變化等問題，并通過規劃設計手法來影響環境生態。他主張，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師要博采眾長，以動態、開放思維去解決復雜問題，以韌性景觀規劃設計在城市和社區建設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海南三亞市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在該市的生態修復、城市修補工作中，豐興隆生態公園成為河流整治修復的"生態咽喉"。通過一系列韌性景觀設計手段，項目不僅發揮了休閑游憩之功用，同時還起到了雨水收集、調蓄、凈化，削減周邊河流的污染物，以及降低洪澇隱患等作用，并實現了生態修復和資源的集約利用，成為不可或缺的"城市海綿"。

　　結語

　　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如火如荼。但隨著城市人口、和功能的不斷擴大，各種災害和風險也在不斷增加。要應對眾多新的挑戰，增強城市的適應力與恢復力。讓城市更健康、持續發展，韌性城市必須由前沿理念盡快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