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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日濟南市政協舉行的“2008濟南經濟文化發展論壇”上，濟南市政協副主席、市民盟主委、市文化局副局長崔大庸第一個發言，詳細介紹了濟南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現狀。

　　“特色地段在不斷規劃中減少”

　　“2003年濟南市出臺了新的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并明確提出了要加強歷史文化名城和泉城特色風貌帶的保護，但我們又發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可供保護和用于表現濟南特色的地段又從地圖上少了一些。”回顧濟南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走過的道路，崔大庸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動。

　　他談到，1986年濟南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當時市規劃部門會同文物部門特別編制了《濟南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圖集》，從名城保護的規劃、措施及整體效果看都較為合理和科學，特別是作為核心保護的內容提出了“ 一帶一片仨街坊，五十二個點一個網”的構思，應該說比較符合濟南當時的實際。遺憾的是，名城被命名不久，濟南的城市建設中并沒有完全按照這個規劃認真實施名城保護。到2000年編制新的濟南市城市總體規劃時，上一個文本中的許多老地段已在古城中消失。

　　2003年，濟南推出了建設“十大工程”方案，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十大工程”中有一項就是“名城保護工程”，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這是濟南人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但是，根據目前的情況看，“十大工程”中的其他工程均已程度不同地開工建設，只有“名城保護工程”動作不大。

　　他建議，濟南市應組建由建委、規劃、文物、國土、園林、環保等部門領導和有關專家參加的名城保護委員會，出臺相關強制性規定，重新劃定新的地上地下文物片區。

　　老火車站被拆 萬竹園被毀“不應該忘記那些事件”

　　“我們不應該忘記，濟南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那些對名城保護不利的事件，這些事件至今仍是老百姓談論的話題：老火車站被拆除、銘新池不見了、萬竹園部分建筑被毀、高都司巷被夷為平地、丁保楨故居被迫拆除、老字號所剩無幾等等。”崔大庸的話語中透著無比的沉重。

　　他談到，通觀全國二十余年來的城市建設和發展，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走了一些彎路，大拆大建、造假景觀、無原則仿效等，直接導致了今天許多城市“千城一面”的現象，使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現象無法很好地展現。特別是一些歷史文化名城，也在高速度改造建設中拆除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街區和文物建筑，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此外，城市歷史欠賬過多，特別是占用文物建筑的單位、住戶的搬遷、文物建筑的修繕開放等任務十分艱巨。

　　崔大庸建議，目前，應將需要維修保護的項目分成短、中、長期三大部分，先易后難，先急后緩，立即上馬一批項目。如題壁堂、督城隍廟等即可與目前棚改項目相結合，遷出現有住戶，實施全面徹底的修復。

　　亂拆亂建 疏于保護“一些古跡危在旦夕”

　　“名城保護工作應注重實踐，不能無限期地停留在文件或口頭上！”崔大庸痛心地說，“市區周圍眾多文物古跡得不到有效保護。”

　　他一一舉例，像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門塔、龍虎塔和千佛崖佛教造像，漏雨、風化嚴重，無資金加固保護；我國最早的長城齊長城各自為政，亂拆亂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山文化的發現地城子崖遺址博物館破敗不堪，幾乎關門停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雙乳山濟北王陵至今仍敞著口子，無資金完成博物館建設；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洛莊漢王陵至今未能建成遺址博物館得到有效保護和利用；玉函山和黃石崖佛教造像亟待加固保護……

　　“不僅如此，市區僅存不多的文物古跡也因為各種原因，得不到妥善的維修和利用。”崔大庸又舉出了一連串的實例，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題壁堂，這座江北地區難得的古代戲樓長期由教育部門等住戶占用，如今危在旦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督城隍廟，至今還被個別居民占用，破敗不堪，無法修復；市級保護單位“五三慘案”紀念地被省地震部門長期占用作為家屬宿舍，無法發揮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作用；名人故居沒有一處被保護開發利用的，不知“濟南名士多”的載體何以得到體現；許多近現代優秀建筑得不到合理維護，不少建筑正在或即將遭到滅頂之災；絕大多數著名的老字號已所剩無幾，古老的商業品牌被人為地一個個摘掉了；大量有特色的古民居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反而被所謂的開發改造工程所吞噬……

　　崔大庸建議，應繼續公布新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區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及依法登記保護的古街區、古民居和近現代建筑。同時，擴大文物保護管理隊伍，或者將名城保護和文物保護的內容納入城市綜合執法的職責中。

　　經費不足制約“文保”“引導社會力量保護名城”

　　“多年來，濟南市市委、市政府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這些投入對于這座具有46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來說，還不能算是‘大動作’。”崔大庸毫不回避問題所在，“濟南市確定的“名城保護工程”，從政府公布的項目看，所涉及的內容較多，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但是從目前實施的情況來看，名城保護工程似乎重視自然的多些，而最能體現名城核心的“歷史文化”方面的事情做得并不多。”

　　他認為，其中原因恐怕有兩點：一是關于重要傳統街區的規劃論證方案尚未達到科學合理的程度，不少專家和部分領導對這些地區下一步的做法均持有慎重的態度，這應該是件好事，說明大家的保護意識增強了。二是，因為這些項目大多屬于公益性的工程，政府不能完全用“市場平衡”的辦法來解決經費來源的問題，許多歷史文化遺跡得不到保護和利用，最大的難題也許就是經費問題，是可供投入的不足制約了保護工程的進展。

　　崔大庸建議，應逐步增加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文物保護的投入，把保護工作明確列入各級政府主要領導者的工作目標和考核中，杜絕不作為。制定相關政策，引導社會力量保護名城古街及特色古民居；可以學習外地的成功經驗，對愿意出資出力實施保護名城工程者可從稅制以及其他政策上給予優惠；設立名城保護或文物保護基金；用土地置換的方式，把現在仍占用文物保護單位的非文物管理單位騰遷出去，還景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