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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程緒珂，出生于1922年，1945年畢業于金陵大學，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名譽顧問、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任上海市園林管理局局長、上海市綠化委員會副主任，離休后著重研究園林綠化走生態化途徑這一重大課題，曾兩次獲得建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三等獎，并獲得全國綠化獎章，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日前，本刊記者就生態園林這一主題登門采訪了她。

　　她，博聞強識，子承父業，投身園林奮斗64載，至今不輟。她，在特殊年代，雖身陷囹圄，仍苦苦求索事業困境的破解之路。她，高舉生態園林的旗幟，坦蕩蕩地接受異議和質疑，憑著堅韌與魄力，為上海今天的綠化格局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然而，在與筆者交談過程中，88歲高齡的她強調最多的一句話卻是：“我只是滄海一粟，我只是集體中的一員。”她，就是原上海市園林管理局首任局長、我國著名園林專家程緒珂。

　　《風景園林》：從20世紀70年代起，您就致力于生態園林的研究。這一研究的源起是什么？

　　程緒珂：其實我并不是第一個提出生態園林理論的人。我父親解放初期在課上就曾提出過城市園林建設要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但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文革期間，園林事業跌到了谷底，我也被迫離開了園林崗位。那時我腦子里就琢磨一個問題：“為什么每當開展政治運動時，園林老是挨批？明明是業務上的事為什么偏偏扯到政治？”我把父親的言傳身教與自己20多年的實踐仔仔細細地梳理總結，終于找出了一個答案：以往園林綠化有一個重要誤區就是單純為了好看好玩，屬于裝飾性的，因此被貼上了“城市美容師”的標簽，而沒有認識到園林的生態功能，所以事業越做越小。后來，我重新回到崗位，閱讀了大量的國內外資料，看到園林綠化已列為環境建設之一，并有了較大發展，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研究的緊迫感。

　　與程緒珂一樣經歷過那段特殊的歲月的園林人都在深刻思索著園林的過去與未來，“生態園林”理念的萌發，如石入湖心，激起了層層漣漪。1986年5月，中國園林學會城市園林與園林植物兩個學術委員會在溫州市聯合舉行“城市綠化系統、植物造景與城市生態問題”學術研討會，會上正式提出了生態園林概念。此后，《生態園林論文集》（1990）和《生態園林論文續集》（1993）陸續出版。程緒珂在兩本論文集中都發表了對生態園林建設任務、目標、標準等內容的專論，并提出生態園林建設的6種類型：觀賞型、環保型、保健型、知識型、生產型和文化環境型。

　　《風景園林》：那時上海是一種什么反應？

　　程緒珂：我的一篇關于生態園林的講稿被《中國日報》刊登，當時上海副市長倪天增看到這篇文章，叫我在上海區、縣長綠化會議上講生態園林，并且當即決定在普陀區和黃浦區的一些居住區率先開展試點。

　　1989年，在倪副市長的支持下，上海市綠化委員會和上海市園林管理局將“生態園林研究與實施”列為科研課題，在居住區、庭院、工廠、綠地等地搞了26處試點，并設立了11個巡查點，注重景觀與功能結合，強調環境的使用性、活動性、觀賞性和保健性。199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上海分所主辦了全國生態園林研討班。此后，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加入到生態園林的研究隊伍中來，像天津、石家莊、寧波、中山等一些城市也進行了實踐探索。

　　《風景園林》：生態園林的核心要解決什么問題？

　　程緒珂：生態園林建設的核心就是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盡管生態園林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我個人認為生態園林是繼承和發展傳統園林的經驗，遵循生態學的原理，建設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科學的植物群落，建立人類、動物、植物相聯系的新秩序，達到生態美、科學美、文化美和藝術美。以經濟學為指導，強調直接經濟效益、間接經濟效益并重，應用系統工程發展園林，使生態、社會和經濟效益同步發展，實現良性循環，為人類創造清潔、優美、文明的生態環境。

　　《風景園林》：這對園林人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您的解決途徑有哪些？

　　程緒珂：生態園林建設必須要把環境保護事業和園林綠化事業同黨和國家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我們的園林工作者一定要打破舊的思想框框。第一，要打破唯觀賞論。園林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礎設施。園林工作者要以生態觀念來規劃園林，大力開展低碳、碳匯植物群落的研究，為后代留下清潔的環境；第二，要打破“城市圍墻”，堅定地走城鄉綠化一體化的道路。城市經濟是強勢，生態是弱勢，農村經濟是弱勢，生態是強勢。在加強城區綠化建設同時，必須依托農村高質量的生態環境，通過城鄉之間的綠色廊道，緩解城區的熱島效應和污染壓力；第三，要打破狹隘的園林植物觀。凡是植物，不論是蔬菜、果樹、藥材還是糧食都可以為我們園林所用，尤其是木本油料類的能源植物和其它具有生產功能的植物，更要引起我們園林工作者的重視；第四，要打破以往園林光有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沒有經濟效益的形象。

　　綠地屬于特殊的社會公共商品，會產生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科學地進行綠化效益計算，比如像綠色GDP這類衡量城市生態水平的指標，能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有力的價值分析和決策支持。只有把生態、社會和經濟緊緊結合起來，我們的園林事業才會越走越開闊，越干越光明。

　　1992年，國家園林城市創建活動在全國鋪開。2004年，建設部在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的基礎上提出了創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的目標，并印發了《關于創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實施意見的通知》，而且只有獲得“國家園林城市”稱號的城市才能申報“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兩個創建”得到了全國各省市政府的積極響應，深圳引人矚目地成為首個示范城市。

　　《風景園林》：您覺得可不可以跳過“園林城市”直接進入“生態園林城市”的創建？兩個創建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

　　程緒珂：人均公共綠化面積、綠地率、綠化覆蓋率是“園林城市”的硬指標，強調城市的綠量，為綠化基礎薄弱的城市提供了一個明確的量化目標，為以后打好底子。“生態園林城市”是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的城市。建筑要向綠色建筑發展、城市經濟要向循環經濟發展、基礎設施要向整體綜合發展、城市環境要向生態景觀發展、城市社會要向生態文化發展。“生態園林城市”的評估更注重城市生態環境質量，與“園林城市”的評比標準相比，增加了衡量一個地區生態保護、生態建設與生態恢復水平的綜合物種指數、本地植物指數、城市熱島效應程度、公眾對城市生態環境的滿意度等評估指標。

　　我認為，兩個創建是遞進累積的關系，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建設生態城市。生態城市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環境良好，三者循環促進的人類居住形式的高級階段。它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時間上需要分解成逐步逼近的不同階段，在空間上需要重視示范效應，不能一哄而起。城市可以帶著生態園林城市的目標來創建園林城市，高標準地要求自己，將園林與農林大環境結合起來，制定廣義的綠化系統規劃。城市的管理者要有這種預見性。

　　《風景園林》：通過不懈努力，2004年，寸土寸金的上海獲得了“國家園林城市”的稱號，尤其在中心區綠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為特大型都市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了一個突破口。有人說那是因為上海市“家底厚”，您怎么看？您覺得上海最有價值的經驗是什么？

　　程緒珂：這個跟家底厚不厚沒多大關系，重要的是上海改善城市環境的決心，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典型的代表是2001年開放的上海延中綠地，目前是市中心面積最大的公共綠地，總面積達23hm2。它的建設就是為了緩解市中心越來越嚴重的熱島效應，可以說是“形勢所迫”。為了跟蹤綠地的降溫降噪效果，園林部門設置了監測儀進行長期觀察，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數據，為工作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

　　《風景園林》：上海有沒有走過彎路？

　　程緒珂：大家都常說上海是個“海納百川”的地方。的確如此。上海人歡迎新的理念、新的做法，吸收起來也快，但不是簡單的照抄。在幾十年的發展中，當然也走過一些彎路。剛剛改革開放那時，大家都出國去學習而且想搞些新東西，那時刮起了“巴洛克風”和“草坪風”，后來又是“大樹進城風”、“彩葉樹風”等等。但上海園林界很注意反省、總結這些實踐的對錯。一些不好的做法自己慢慢修正或者改掉了，因此總體上是健康有序的。

　　我想重點談談“大樹進城”。我同意種大樹，但我不贊成挖別人的山頭濫用野生植物資源、破壞別人的生態來滿足自己環境的做法。這既違背了城鄉綠化一體化的方向，而且胸徑在十幾厘米的樹苗幾年后比外地搬來的“砍頭樹”實際表現也更好。在工廠、道路改造過程中有許多能夠再利用的大樹，我們可以通過專門部門儲備起來，還有就是從正規的集約化生產苗木基地定購大樹，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在上海的市政工程中還是比較注意這點。而一些開發商為了盡快把樓盤賣出去，搞速成景觀，廉價從外地挖大樹，又缺乏科學的養護手段，使得大樹的成活率就更低了。這種為了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犧牲生態和社會效益的做法十分令人心痛！好在，大家現在對這一點都有重新認識。

　　《風景園林》：上海下一步的目標放在哪里？

　　程緒珂：按照聯合國對于生態城市的要求綠化覆蓋率要在50%，人均綠化90m2。上海要達到這些指標需要經過相當長期的努力奮斗。因此，在上海城市總體規劃修編時，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建立“生態型城市”的目標，作為向生態城市努力的階段性目標，而沒有盲目地提出要建立“生態城市”。所謂“型”，就是式樣、類型、模子的意思。

　　這一戰略目標的實施時限為5 0 年， 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01-2010年，5年建框架，5年創國內領先，基本達到清潔、優美、舒適的目標，其中綠化前5年達到國家園林城市，后5年構建創建生態園林城市的框架；第二階段是2011-2030年，求質變、上臺階，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其中2020年綠化基本達到生態園林城市標準；第三階段從2031-2050年，資源高置換化，產業高效益化，流通高節能化，環保高質量化，綠化高功能化，社會高祥和化，管理高現代化。

　　《風景園林》：20多年前，您曾預言過園林發展的方向，一是生態學原理和實踐的引入與結合；二是包括生物工程、計算機等新技術在園林上的應用。現在這些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您能否再談談對未來園林發展的判斷？

　　程緒珂：思想還要再解放。世界那么大，考慮問題要廣，不要狹隘。北京最近在提“廣義的綠地系統”，很科學，符合生態觀念。它把農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資源都包括在內，同時避免了與農爭地、與林爭地的情況。因此說，思想觀念要改變，總是老一套不行。

　　此外，植物群落功能要在定性的基礎上做更多的量化分析，例如哪些植物在一起能最大地發揮匯碳功能，哪些植物配在一起能最好地發揮降溫作用，哪些可以對人體的心、肝、目等部位有好處。這些我們跟華東師范大學和復旦大學合作對100多種植物開展過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還遠遠不夠。植物材料是建設生態園林持續發展的主體，如何更合理、科學地做好植物造景，還有許多工作。這也是科學發展觀在園林行業的反映。

　　我們要有自然資本儲備概念。自然資本由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構成，而且目前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衰退。生態園林建設在城市中承擔著創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創造的生態效益是自然資本的儲備。

　　未來園林還應該在傳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現在很多城市都開始有意識地強化自己的地域文化，園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但目前有的設計手法比較生硬，符號多，底蘊淺。臺北植物園潘國俊博士將《詩經》中提到的植物收集起來，在“詩經植物區”中展覽，自然科學與古典文學能融為一體。游人既能品味詩句，又能了解植物的形態和歷史，一舉多得，寓教于樂。這種動腦子的做法，值得借鑒。

　　程緒珂一生主編、撰寫的書稿眾多。1984年陳俊愉院士與她共同主編的《中國花經》，歷時8年完成，有“中國花卉百科全書”之美譽，至今仍是國內花卉專著方面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隨后又用8年時間主編了《中國野生花卉圖譜》。2006年她的再一本8年之作，與胡運驊共同編寫的《生態園林的理論與實踐》出版。該書獲得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并獲2006首屆全國“三個一百”原創科技圖書獎。鮮為人知的是，程緒珂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一度陷入左眼失明的病情。為了能完成這本書，八十多歲的她“豁出去”接受了激光治療。

　　《風景園林》：您是“三個8年三本書”。現在您的健康狀況如何？能否再跟我們的讀者聊聊《生態園林的理論與實踐》這本書的情況？

　　程緒珂：身體不太好，但上海有好的展覽之類的活動，我還會跟老朋友一起去看看。對于《生態園林的理論與實踐》這本編了8年的書，我想說，它是在動態實踐中摸索著寫出來的，能夠順利出版完全是依靠了全國幾十位業內同行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專長和才能，也使我進一步認識到集體力量的偉大。在編寫這本書之前，我去了三四十個城市參觀學習，跟同行們探討生態園林；編寫過程中，又得到了許多鼓勵和支持，因此說，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盡管這本書獲得了一些榮譽，但與現在的形勢仍然有距離，不是十全十美的，僅僅是生態園林理論與實踐的開頭。現在我們都年紀大了，但事業的發展不能因人的輪換而更換，理論與實踐總是在不斷發展，希望我們的中青年一輩園林人能與時俱進，繼續事業，沿著這條“自然之道”走下去。

　　《風景園林》：再次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也祝愿您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