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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綱”析——兼及中國傳統園林思考

[日期：2008-06-04] 來源：中國景觀網作者：龐偉發表評論(0)打印

　　摘　要：歷史上最大的園林悲劇北宋“花石綱”其實缺少來自“園林”本身的思考批判。文章辨析了中國傳統園林在造園動機和審美上與道教文化的深刻聯系，提出“模仿仙境” 是傳統園林的“本來”出發點。批評了傳統園林的根本缺陷，并對其在當代中國可能造成的“審美危險”提出了警告。

　　關鍵字：花石綱；道教文化；仙境；道法自然

　　一、“花石綱”本事

　　北宋末年，一場美學暴政由中國歷史上最具風雅的“文藝全才” 徽宗皇帝（趙佶，1082—1135）發起，在同樣富有出色藝術素養，且飽讀詩書的丞相蔡京（1047——1126）的逢迎與支持下，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綱”大劫難降臨了。

　　時在北宋崇寧四年，即1105年，為了帝國最大的園林建設工程——艮岳，徽宗皇帝在蘇州設置了一個叫應奉局的專門機構，有一個叫朱勔的蘇州人，于山石素有心得，被蔡京推薦來管領該局，專事在東南江浙一帶搜羅奇花異木，嶙峋美石。花石到手后，多經水路運河，千里迢迢，運往京城汴京，就是現在的開封，十船一組，稱作　　一“綱”，此“花石綱”名稱之由來。

　　“花石綱”持續了20多年，到了后來，“大率太湖，靈壁、慈溪、武康諸石；二漸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兩廣、四川異花奇果”，都是搜求強奪的目標，侵擾范圍之廣，亦遠不止于東南一帶了。

　　為保障“花石綱”的運輸，關系國家民生之重的漕運都被擠在一邊，漕船和大量商船都被強征來運送花石。全國上下，費百萬役夫之工，加上盡心盡力的朱勔一伙等人，只要聽聞何方何處何家有奇石異木，就不惜破屋壞墻，踐田毀墓，致使天下蕭然，民不聊生。

　　徽宗本人對此事的癡迷尤其令后人驚嘆。文獻中提到，有一安徽靈壁縣產的巨石，用大船運往京師，需拆毀城門方能進入，上千人都搬不動，入城之后，徽宗大喜之余，御筆賜名“卿云萬態奇峰”，并懸金帶于其上。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所產一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極，竟封石為候——曰“盤固候”。

　　華亭有一株唐時栽種的古樹，朱勔等看中后，因枝干巨大，無法通過內河橋梁，只能改由海運，結果是“舟與人皆沒”，樹與人都葬身大海，成為一起大樹進城的古代悲劇版本。

　　之后就是方臘起義，再之后，欽宗靖康元年（1126）（此時的徽宗已是“退居二線”的太上皇帝），金國大軍南下進攻北宋，第二年初，首都陷落，金兵將徽、欽二帝，連同后妃，宮女、皇親國戚、官員、工匠、藝伎等14000余眾，驅虜北上，建成未到5年的艮岳，也毀在這場戰亂之中。北宋王朝至此滅亡。

　　二、“園林沖動”緣由

　　“花石綱”悲劇的直接來由，就是宋徽宗的“艮岳”。“艮岳”是一個極為宏偉的園林巨制，如果能幸運留存下來，它不僅可能是世界園林之最，也應當是極為珍貴且瑰麗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宋徽宗舉全國之力而為一園，不由令人疑惑，如此強烈的“園林沖動”只是大藝術家皇帝對“美”的熱衷嗎？“艮岳”只是書法、繪畫之外一個更大尺度或者更了不起的“藝術作品”嗎？

　　此事與道教信仰及文化其實有莫大的關系。

　　徽宗酷信道教，自稱為道君皇帝，他的身邊也不乏一些極具神秘色彩的道長人物，如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師劉混康，此人向徽宗進獻了一套“廣嗣之法”，應當屬于道家房中一類的內容，其中竟然就涉及京城風水格局的改善，欲多子多壽，需在京城東北疊石筑山。

　　這件事只能被看作事情的一個起因，實際上，實現道教洞天福地的景觀理想才是更大的原因。

　　我們且以《宋史》原文看看史家筆下的艮岳。

　　“萬歲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寶箓宮之東作萬歲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云亭，有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云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東池后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蕭森，右復有亭曰麗云、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云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亙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宣和四年，徽宗自為《艮岳記》，以為山在國之艮，故名艮岳。蔡條謂初名鳳凰山，后神降，其詩有“艮岳排空霄”，因改名艮岳。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于艮岳之萬壽峰，又改名壽岳。岳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自政和訖靖康，積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樓臺亭館，雖略如前所記，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數計。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指從金朝獲取了燕京等數座廢墟空城）。（朱）勔緣此授節度使。大抵群閹（眾位太監）興筑不肯已。徽宗晚歲，患苑囿之眾，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余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為新，鑿石為炮，伐竹為笓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啖衛士云。”

　　結尾處，太平天下夢斷之時，何其悲愴不忍，而觀文中整個艮岳之語境，則十足充溢著道教文化的意象和觀念。神仙是道教的生命理想典型，也是秦皇漢武這些徽宗的前輩帝王們所慕求的境界，流連在艮岳云蒸霞蔚、奇山異木之中的宋徽宗、尋找的正是神仙的感覺。

　　模仿“神仙之地”，這其實是中國園林十分重要的動機，這個目的其實也決定和影響了園林的審美興趣和取向。打造“仙境”是中國世世代代的“人上人”們孜孜不倦、前仆后繼的持續行為。宋徽宗的生前生后，二千多年的時間長河之中，從漢武帝的“上林苑”，魏明帝的“芳林園”，隋煬帝的“西苑”，一直到集清王朝六代帝王心血和天下財富的“圓明園”，直到國難重重時的晚清“頤和園”，都是例證。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中國的社會和歷史自古至今實際上都與道教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關聯、牽掛著，1918年，魯迅先生在致許壽棠的信中說：“前曾言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一直以來，我們實際上忽略了中國人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整體性，我們“唯物”地看待古人修筑園林的活動，看到的更多是園林的布局、空間營構、藝術意境，而對園林的“本體”問題，諸如其中涉及的動機、觀念……涉及甚少。

　　以“師法自然”為宗旨的園林為何熱衷于搜集羅列奇木怪石，這顯然不是一個自然的“自然”，而是非常的自然，不自然的自然。說白了，浸淫著濃厚道教意識的中國山水文化，追求的是帶仙氣的山水，摹畫的是人間的仙境！

　　木石趣味如此，而湖泊水體，歷代苑囿更相沿漢太液池——一池三山的公式，圓明園及大內三海皆如是布置，直接提醒著人們主人的“神仙”身份。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王至誠1743年在書信中講到對“圓明園”的印象，“再也沒有比這些山野之中，巉巖之上，只有蛇行斗折的荒蕪小徑可通的亭閣更象神仙的宮闕的了！”

　　徐福和童男童女一去不還！領悟過來的后世帝王和富商大賈們于是明白，倚靠他們的財富和權勢，他們可以就在身邊造成起一個可觀可賞、可玩可游的人間仙境。《紅樓夢》里的賈元春詠大觀園詩曰“銜山抱水建來精”、“天上人間諸景備”；探春詩寫得更明白，“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

　　這些“蓬萊仙境”式的園林無不是天下“物以稀以貴”的木石珍品的匯集，無不是“雅”奢華的實力展示，無不是仙界生活的人間狂想。

　　至于明清的江南文人園林，物質上只能拾一點皇室、富商的余瀝，精神上卻在諸如幾塊山石，半叢芭蕉上膨脹，什么“壺天自春”，什么“芥子納須彌”，而更多陳詞濫調的“吟詠”、“寄托”、和“標榜”使這些狹促的園子更像是進行文化手淫的地方，嚴酷現實中的士人們，哪怕只有幾方地，還是要去行神仙的逍遙。

　　宋徽宗晚年，在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的階下囚生涯里，應該比我們更知道“天上人間”（李后主詞）的虛幻；更知道“艮岳”的虛幻；充滿奇木異石園林的虛幻。

　　三、“大主人”和“道法自然”

　　宋徽宗逝矣，但宋徽宗“審美”事業之流風余韻，猶隨趙宋而南渡，發揚光大于后世。特別是到中晚明后，社會益加朽腐淫靡，而造園之風卻興盛一時。我國著名亦是唯一的園林專著《園冶》即是這個時期園林水平的一大集成。《園冶》作者計成（1582-？），著于明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由晚明著名的“壞人”阮大鋮序并由其代刻。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由中國營造學社再印行，大受贊譽。計成生前，遭“為士林所不齒”的阮大鋮牽連，被視為“阮氏門客”，藝術造詣被政治拖累，很有些不清不白，但在今天人們眼中，計成和他的《園冶》幾乎已經是中國傳統園林的“教父”和《圣經》了。

　　“計成們”的園林是否與宋徽宗的園林是兩種事物呢？江南私園或者文人園林是否已經克服了皇家園林的種種問題了呢？

　　《園冶》中的題詞是計成的友人鄭元勛所撰。在文中他講到他與計成的交情并提到計成的志向：“予與無否（注：計成字無否，號無否道人）交最久！常以剩山殘水，不足窮其蘊，妄欲羅十岳為一區，驅五丁為眾役，悉致琪華，瑤草、古木、仙禽，供其點綴，使大地煥然改觀，是亦快事，恨無此大主人耳！”這段話明白極了，如果有一個大甲方，能把奇花異木、珍奇怪獸都找來，做一個絕大的園林項目，是多么痛快的事！在計成的時代，計成期待的“大主人”只能就是大氣魄、大手筆，可以驅天下之力、使天下之財的“宋徽宗”們，計成恨不能遇。

　　而把“道法自然”稱做中國園林精神的人們，仿佛總是看不到造園家和他們的主人們對“琪華、瑤草、古木、仙禽”或者對什么“狻猊”狀的古怪湖石充滿的狂熱興趣。這難道是對大自然和大自然精神的熱愛和師法嗎？甚至可以把中國園林“道法自然”視為契合當代生態思想嗎？

　　實際上，“道法自然”并不是我們從現代漢語出發看到的字面的含義，在《道德經》的語義系統中，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二十五章）中的“自然”并不是名詞，把“自然”視做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更是大謬。“所謂自然，皆系自己如爾之意…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詳參張岱年先生編《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P18頁），而“雖由人作，宛自天開”，之說亦無非喻人工之巧，是強調技藝的純熟和不牽強。巧奪天工矣！

　　中國傳統園林決不是我們今天提倡的自然生態美學，而只能是中國特定文化語境的道家美學、神仙美學。

　　四、“花石綱”遺石和中國傳統園林美學的審美危險

　　瑞云峰，現存蘇州留園，為當年“花石綱”的遺物，其石高5.12米，寬3.25米，厚1.3米，渦洞相套，褶皺相疊，玲瓏剔透，集園藝家所謂“瘦、皺、透、漏”之妙，明清至今，江南文士對此石品賞不已，其熱忱不亞于徽宗本人，有諸如“石祖”、“妍巧甲于江南”和“蘇州三絕”之一等的贊譽。

　　作為近千年前中國最大的由園林釀成的社會危機的見證，瑞云峰仍作為園林之寶被當今的人們輕松地“審美”著，而關于這場讓千萬人不幸并最終讓帝國轟然崩潰的造園運動，似乎除了對宋徽宗君臣道德上的指責，我們聽不到更多的反省和認識，以史為鑒，何嘗有之！于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發生，500多年后的1860年，歷史再次以八國聯軍蹂躪京畿，焚掠圓明園，無情地重復了1127年的慘痛國辱，使那座被稱做“萬園之園”的，輝煌無以復加的皇家園林圓明園被摧殘到只剩下最后幾處斷墻殘柱和一片諾大的荒蕪。

　　1911年，歷史已是民國元年，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人開始了新的觀念之旅，知識之旅。民族生活開始進入迥異于歷代的重大改變之中，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其編者黃摩西先生（1867～1913），他已是愛國思想和科學思想皆有之的“新”人物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辭書已有了“公園”條目，其釋義為“供公眾之游觀地，各國之公園，皆修筑擴張古之苑囿而成…”，社會、科技、文化、人心皆可變化，皆在日新月異，而公園，我們的環境美學卻怎能只是“古之苑囿”的沿襲、擴張？黃摩西先生處身新舊交替的歷史之中，無可厚非。但是今天，我們有多少城市公園、街道、房地產社區、高速公路、風景名勝卻從形式到意識還是“徽宗們”、“計成們”、“古之苑囿”的翻版，從對奇石到奇花異草的興趣也仍亦步亦趨所謂園林審美，而這種愛美之心，竟驅動了許多地方發生了荒誕瘋狂的、成規模的“大樹進城”悲劇，嚴重動搖了本已脆弱的國土生態環境。

　　以“花石綱”為極端代表的傳統園林，以它的“美”掩護著統治者和附庸文人們的麻木和自私，掩護著他們掠奪天下財富和生態資源的“惡”，所謂“阿房出，蜀山兀”，這不是草根人民的美、自然生態的美，而是扭曲的美、敗家的美、毫無關懷的美，一切附麗于其上的雅致、文采，皆不能遮蔽其根本的蒼白。

　　古往今來，園林興，則國家危！今天的中國，每天建設的建筑平方數是全球總量的50%，正處在極為快速的建設、發展、躍升之中，一面是欣欣向榮，一面是危機隱伏，尤其是城市美化中呈現出的奢侈、豪華和漫無節制，似乎已經令人聽到了歷史可怕的回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和重視，古語說：“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因此，我們不能不記住宋徽宗其人和他的“花石綱” ！

　　參考書目：

　　1、《宋史》（元）.脫脫等撰.中華書局

　　2、《宋史紀事本末》.陳邦瞻著.三民書局

　　3、《宋帝列傳》之《宋徽宗宋欽宗》.任崇岳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4、《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李亞平著.北京出版社

　　5、《刀鋒上的文明》.梅毅著.中國海關出版社

　　6、《詞語的知惠——清末百科辭書條目選》.鐘少華編.貴州教育出版社

　　7、《江南園林志》.童寯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8、《園冶注釋》.（明）計成原著；陳植注釋.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9、《中國造園藝術在歐洲的影響》.陳志華著.山東畫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