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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隨著城市化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生物多樣性銳減、環境污染、交通擁擠、水源短缺等眾多城市病。綠色空間作為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主體，是城市居民享受綠地、水域等自然生態系統生態服務功能的基本保障，已成為衡量一個城市文明程度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考慮因素。然而城市用地緊張、空間受限，單一增加綠地面積既不切實際，又無必要。研究也表明：當綠地率小于 40％時，結構和布局對生態功能的發揮影響非常大[1]。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為城市綠地系統規劃與管理提供科學依據。我國城市綠地的量化工作起步于新中國成立后，20世紀 50年代主要有樹株數、公園個數與面積、公園每年的游人量等；1993年，建設部發布《城市綠化規劃建設指標的規定》確定指導我國城市綠地規劃建設的三大指標即：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城市綠化覆蓋率和城市綠地率，并一直沿用至今。近 10多年來，隨著我國城市綠地研究的深入，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指導城市規劃建設，成為研究重點之一。園林、生態、林業等學術背景的學者從自然環境、社會、管理、規劃、經濟等不同的角度構建指標[2-7]。一些新的方法不斷被嘗試，包括采用層次分析法[8]、心理物理學派分析法[9]、生物指示法[10]別是最近幾年，隨著景觀生態學的迅速發展，又較多采用景觀生態格局的分析方法[11]；以及計算機技術和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3S技術的應用也不斷受到重視[12]。這些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城市綠色空間指標體系研究。相繼出臺的《國家生態園林城市標準》《生態縣市省建設指標》《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考核指標》等國家標準中，也參考了這些成果。本文主要介紹歐盟國家城市綠色空間評價指標體系，以期對我國開展相關研究和實踐提供一些參考。

    1歐盟綠色空間項目介紹

    歐盟一些國家在城市可持續性評估方法中設有評估城市綠色空間管理與發展策略的專題[13]：綠色空間決策支持體系（Green space Strategic 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城市綠色空間綜合檢測工具（ Integrated monitoring tool for urban green space， IMTGS）；綠色空間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Interdisciplinary Criteria Catalogue，ICC）等，主要是開發一些政策、方法等手段科學評價綠地，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2001—2004年，歐盟在德國、英國、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家的城市開展了一項 URGE（Urban Green Environment）[14]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完善城市綠色空間，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以及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該項目為歐盟第 5個框架計劃“能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下的關鍵行動“明日的城市和文化遺產” [15]重點實施項目，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大，最大成果即是建立了一套詳細、全面、包容各個學科的綠色空間評價指標體系 ICC。該體系分為社區尺度和城市尺度。

    URGE項目定義城市綠色空間為“城市范圍內，為植被覆蓋，直接用于休憩活動；對城市環境有積極影響，具有方便可達性，服務于居民的不同需求。總之，可以有效提高城市或其區域的生活質量” [16]。城市綠色空間是城市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大于綠色空間的簡單加和，是一個城市內開敞空間、公眾與私人公園、花園、體育場地、小游園與鄉村的林地及河漫灘地相互連接成的有機體。歐洲國家更關注綠色空間對城市生活的貢獻 [17-18]：適宜的居住環境及對居民健康的改善；自然遺產的保護；維持多樣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來滿足居民多樣的生活方式及其對社會文化生活的要求等。

    2城市綠色空間綜合評估

    城市尺度（ ICC-city level）[19]這套指標體系涉及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規劃管理等學科，共分 4級。一級目標層：城市綠色空間綜合評價；二級準則層，包括數量，質量，使用，規劃、發展與管理 4項；三級指標層，共 35項，包括面積、物種多樣性、體育設施、政策和法律背景等指標；四級次指標層，共 64項，更為具體詳細，主要是針對三級指標層提出具體的度量方法，包括綠地率、鳥類及維管束植物數量等，下面詳細介紹各部分指標。

    2.1準則一：數量

    數量準則包括面積、破碎度、隔離度、連通性、土壤封蓋 (Soil sealing)、綠色空間供給、可達性、內部 /外部的整合性（ Internal/ external integrated system）8項指標，以及次指標層下的綠地率、斑塊形狀指數、最近的相鄰斑塊間距離、連通指數、被封蓋的土壤比率、人均綠地率、居民易到達比率、相關法律法規的存在與效力 8項具體度量指標[19]。

    目的是度量城市綠色空間本身的一些特征。在指標層中，除了基本的“綠地率”等指標，大部分為景觀生態學上的指標，例如斑塊形狀指數、連通指數、可達性等，反映出景觀生態學格局分析在評價綠地方面的優勢。土壤封蓋度指標根據城市被封蓋的土地（建筑物、瀝青、水泥、砂石）面積占總面積的比例計算而來。硬化的土地直接關系到自然水文循環過程，因此，對整個城市生態系統的健康穩定有重要的影響。內 /外部的整合性反映所有綠色資源內部的聯系性以及和城市其他要素的整合性。

    2.2準則二：質量

    質量準則關注綠色空間的質量狀況，包括維持物種、棲息地多樣性、綠地受保護水平、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空氣質量、改善環境質量的能力、城市標識、意識到綠色空間對身心健康的益處 8項指標，以及鳥類及維管束植物數量、 2類外來物種數量、城市內生境類型數量、受保護綠地的比例、屬于遺產的綠地比例、 SO2、CO、NO2、O3顆粒物數量、葉面積指數、城市發展與綠化政策是否有關、居民對城市綠地重要性看法、在綠地中組織的重要的事件、城市宣傳中綠地的圖片展示、與綠地有關的健康倡議和政策宣傳等 14項次級指標 [19]。

    在統計物種多樣性時，除了總量外，還選取了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編制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的五大物種保護級別進行分類統計，而且，充分考慮近幾年來頗受關注的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保護自然和人文綠地不僅僅保護了城市的自然多樣性，也是城市身份的辨識，使得城市居民產生一種環境認同感和社會歸屬感。空氣污染物能夠影響城市植物的組成和分布以及植物忍耐力程度，對城市植被具有重要意義。葉面積指數反映綠地改善環境質量的能力。生態學上的葉面積指數是指單位地塊面積上植物單面葉面積的總和，是森林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結構參數，而這里的葉面積指標是指根據土地覆蓋類型與葉面積指數關系，綜合計算整個城市的平均葉面積指數。城市標示主要描述城市對外宣傳戰略中是否與綠地相關，對城市形象定位具有重要意義。

    2.3準則三：使用

    使用準則主要分析使用者的類型及使用偏好。包括休閑、體育設施、安全、教育、替代性 (Substitution)、生產以及就業 7項指標，以及使用頻率、使用形式、不同娛樂活動的重要性、綠地中體育設施數量、綠地用作正式體育場地的比例、發生在綠地中犯罪事件數量和類型、年均犯罪事件比例、特定時間開放的公園、公眾對公園犯罪害怕程度、學生直接在綠地中受教育的時間、學習主題、學校花園數量、學習環境知識的途徑、針對綠色空間的教育活動、居民生活在不同類型房屋中比例、產品數量與類型、綠地收益總比例、開采的自然資源、每平方千米綠地可提供的工作數量和綠地工作的薪水 20項次級指標[19]。

    城市綠地另一大重要功能就是為不同類型的人類活動提供場地，滿足居民多樣的生活方式及其對社會文化生活的要求。主要是統計一些不同人群的使用頻率、形式等。歐盟國家尤其關注城市綠地安全性方面的問題，這是因為一些類型的綠地，例如城市公園，植被濃密，環境幽靜，隱蔽的空間較多，極易成為各種犯罪活動的溫床。統計發生在綠地中的犯罪事件的類型、數量，對于指導公園設計、評估綠地建設情況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綠地與教育的關系也是關注的重點之一，有針對性地在綠地中開展一些課程，讓學生親近自然，培養環境保護意識。替代性的意思是：城市綠地可以為一些人提供接近開敞空間（ open space）的機會。例如低收入家庭，不能去很遠的郊野公園游玩，或者房屋不帶花園等。這一指標通過統計居民的住房類型來計算，以是否帶花園作為房屋類型劃分依據。生產功能屬于綠地的一個自然屬性，能夠生產木材、植物肥料（樹葉等有機體混合物）、果實等，帶來一定的經濟收益。就業屬于綠地的一個社會屬性，體現其與城市居民就業之間的關系。

    2.4準則四：規劃、發展與管理

    規劃、發展與管理準則關注城市綠地立法、規劃及管理之間復雜的關系及實施過程。通過該目標的分析，使得決策者能夠辨析影響綠地系統功能發揮的上層限制條件。此準則下包括政策和法律背景、規劃指導、審美和文化、居民參與、整合于當地 “21世紀議程”、整合其他的規劃要素、管理的責任、整合私人綠地、預算、增加收入、籌集資金的能力和可持續的廢物管理 12項指標，以及法規的存在及影響、法律的存在及影響、保障市民參與規劃的工具、保障市民參與管理的工具、鼓勵私人綠地的法規或是獎勵、占城市預算比例和城市綠地政策與廢物管理間的協調性等多達 22個次級指標[19]。

    比較有特色的指標是市民參與度、私人綠地的發展以及可持續的廢物管理。公眾參與、社區共建模式在城市建設、自然保護區管理等發展管理領域被深入研究和積極倡導。國外土地私有制使得私人綠地面積比例較大，相對應制定一些政策，鼓勵居民個人積極加入整個城市綠地系統的規劃管理中。垃圾廢物處理是城市一個頭痛的問題。城市綠地可以為收集、循環、再利用有機廢物提供理想的活動場地。

    總之，整個評價體系涉及學科較多，指標詳細具體、有針對性，其中具有特色、目前學術界積極倡導的指標包括：破碎度、連通性、可達性、物種多樣性、保護水平、土壤封蓋度、內部 /外部的整合性、城市標識、安全、教育、公眾參與和可持續的廢物管理等。有些指標可操作性強，指示性好，已經納入我國的城市綠色空間指標體系研究中。

    3綜合評價方法

    評估城市綠色空間的可持續發展應該有規律進行（比如每 5年一次），可以有效地分析綠地現狀，完善城市發展。有 2種綜合評價方法：一是多功能評價法 (the Poly－Functional Assessment Method, PFAM)；二是旗幟（ FLAG）方法。前者只用 Excel表格進行描述和計算，且可以在 Arcgis中可視化；后者用不同顏色的旗幟標示，需要用到特殊的開發軟件，本文只介紹前者。PFAM工作步驟[20]：

    1)廣泛搜集城市基礎資料，根據實際情況，恰當選擇 ICC中提供的評價指標，建立適宜于該城市的綠色空間指標體系。如果資料收集困難，沒有必要運用所有的 64個指標；

    2)為各級指標賦權重值；

    3)根據具體指標類型，或獲得定量數據、或是非回答、或打分，得到指標現狀值，再根據對應的等級，獲得該指標現狀值的等級值（等級值是 ICC已定義好的）；

    4)定義每個等級值的影響強度，它反映了每個指標等級的影響力。總共設置 8個強度值： 1代表指標有很低的影響力； 7代表很高； 0代表評價準則不能完成（例如，如果該地區不存在水域，則水質就不能被評估）；

    5)指標值得分＝影響強度×相應的指標權重值；

    6)準則層得分＝其下所有的指標值相加；

    7)根據指標影響強度，平均劃分 5個等級， 1意味準則完成得很差， 5意味準則完成得最好。基于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現狀值處于哪個等級，找到與規劃目標間的差距。

    例如，某個城市的綠地斑塊的形狀指數為 0.75，處于 0.07~0.1范圍內，其影響強度為 4，假設斑塊形狀指數的權重為 1，則這個現狀指標值為 4（4× 1＝4）。因指標“破碎度”下面只有一個次級指標，所以“破碎度”的值為 4。“破碎度”范圍 2~6，平均劃分 5個等級： 1.[2，2.8）； 2.[2.8，3.6）； 3.[3.6，4.4）； 4.[4.4，5.2）； 5.[5.2，6]，4屬于第三等級。即表明：現狀綠地斑塊的破碎程度為第三等級，而規劃目標可能為達到第四等級，從而找到兩者差距，提出有針對性的改善策略 (表 1)。

    該方法與我國常用的加權平均法區別在于：后者首先對指標現狀值標準化處理，然后賦權重值，最后加權平均得到綜合值。而 PFAM評價方法中并不對指標現狀值進行標準化處理，而是根據對應的等級，找到對應的影響強度值，效果也類似于標準化處理。

    4結語

    歐盟的 ICC指標體系是多學科標準和方法集成的工具箱，使得發展、規劃和管理過程更加有效，特別適合于多維的、涉及社會、經濟與自然問題的社區、整個城市、甚至是區域的綠色空間規劃與管理。指標本身具有很大的異質性：生態指標最容易測量，來源于地圖、野外測量；社會指標要求定性分析，主要使用調查問卷，獲得綠地使用者或規劃者的意見；規劃指標經常問“非”例如法

    “是”問題，規是否存在；經濟指標常常用數字、價值來體現。該方法要求政府機構與私人協同合作，涉及政府相關部門、私營企業、研究人員、規劃設計師、城市居民等，形成一個研究團隊，共同分析解決問題。整個評估過程是非線性進行的，是一個根據城市具體情況，搜集資料，定義等級，確定規劃目標，不斷反復修正、螺旋前進的過程。

    目前，我國現行的三大指標沒有反映出綠色空間本身的結構、功能等質量狀況以及社會、生態等效益，但該領域的研究十分活躍，也取得一些成果。相比一些綠地體系完善的發達國家，主要存在的問題與應用難點：國內多數研究只是針對一個方面，缺少綜合的分析與評價；其次，鑒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和人口資源條件，對城市綠色空間展開大規模的評價，缺乏資金、技術裝備、配套的 3S數據與生態普查資料，以及多學科背景的研究隊伍；由于體制原因，政府各有關部門之間、政府私人機構之間，缺乏合作機制，公眾參與性不高；相關法律法規不夠明細，缺乏與其他政策的有效整合性。

    歐洲國家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建設和評估方面位于世界前列， ICC指標體系在很多方面對我國的城市綠色空間的評價與規劃具有很多借鑒作用：該體系較為全面地綜合了城市綠色空間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各個方面內容，對我們如何有效地綜合分析與評價有一定的啟示作用；無論何種類型的指標都定量化，可操作性強，方便不同地域間的統計比較； ICC指標的選擇細致入微，更關注綠色空間的質量、使用方面，充分體現城市綠色空間兩大重要功能：改善城市環境以及居民生活質量。但是，也不可忽略歐洲國家與我國在政治體制、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例如土地私有制下的私人綠地政策等，因此，不可能完全照搬該指標體系，應結合我國國情適當借鑒，有效地為我國城市綠色空間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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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he evaluation methods[EB/OL]. [2004-2-10]. http://www. urge-project.ufz.de/CD/evaluation.htm.

作者簡介：

陳春娣 /1982年生 /女/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碩士 /新西蘭林肯大學景觀系在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為城市綠地系統評價與生態規劃、設計等

榮冰凌 /1982年生 /女/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讀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為區域生態評價與規劃等（北京 100085）

鄧紅兵 /1971年生 /男/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生態（北京 1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