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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景觀設計專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些影響
作為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朋友，路登在英格蘭《園藝》雜志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這個名稱。 緊接著“景觀設計”一詞在一段時期內又很少被人提及。路登由于在1822年出版了《園藝百科全書》，從而成為第一位寫作“從遠古到當代國家的園藝發展史”的歷史學家。 澳大利亞：19世紀 在19世紀悉尼的報紙上，出現了為景觀園林師打出的廣告。1833年，托馬斯·謝菲爾德引入了“布置充滿樂趣的場地和園林”，阿姆斯特朗先生（Mr..Armstrong）的“模仿英格蘭最新設計方法營造的充滿樂趣的場所”，以及愛德華·柯南普（Edward Knapp）的“為提升土地價值而進行的風景園林設計” 等一系列設計理念。雖然謝菲爾德自己沒有進行任何的園林設計，但可能就是他為后來的海德公園的設計繪制了最早的藍圖。 謝菲爾德過世以后，他的一些未經發表的演講稿被載入了他在1836年出版的《澳大利亞風景園林》一書。書中，他形象地將澳大利亞的景觀比作是用澳洲植被來完成的一組18世紀的英格蘭風景。他的書也成為澳大利亞風景園林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而在同一時期，路登的一些重要的著作也出現在悉尼。 在這個時期，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的響應變得日益明顯。1833年，一個英國議會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召開會議，旨在“思考如何保證在人口密集的城鎮有充足的開場空間和公共步行道的最佳途徑”。會議的結果便促成了一批大眾公園的建立。首先，內政部部長指示來自南澳州的賴特上校（Colonel Light）在規劃阿德萊德市（Adelaide）時必須提供公園，并在隨后的14年里保證種植80000棵樹木。墨爾本的自由移民者在與市長（La Trobe）會見后不久也要求為城市建造公園和園林。其次，一位英國的園藝設計師、建筑師、作家兼政治家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為在利物浦旁邊的伯肯黑德市建造大眾擁有的公園而成立了第一個公眾基金。這也引起并推動了城市公園運動的發展。
托馬斯·丘奇（Thomas Church）營造了一種更強的室內外空間的聯系。(Aptos, 加利福尼亞) 美國：19世紀 在19世紀中期的美國，一名路登的崇拜者，同時也是《園藝者》雜志的主編，游覽了整個歐洲。他就是安德魯·唐寧（Andrew Downing）。他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將雷普頓和路登的思想融入到美國的景觀當中。在市長競選當中，他極力提倡在紐約建造公園的迫切需求，并將這種需求比喻為建立公眾教育學院。作為競選的勝者，他將自己的理念介紹給整個城市。他還寫了美國第一本關于景觀設計的著作。 之后，另一位美國人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rick Law Olmsted，1822－1903）游覽了伯肯黑德市的城市公園。公園所流露出來的平民化的理想，尤其是利用自然環境來改善工業社會中普通工人生活條件的做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他與卡爾沃特·沃克斯（Calvert Vaux）一起，贏得了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競賽。他們還一起將英國18世紀的景觀風貌體現在他們在美國的設計作品當中。從那時起，奧姆斯特德也開始使用“景觀設計師”這個名詞。 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進行了廣闊的實踐。城市的發展使得建立大型公園從而為人們提供休憩場所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奧姆斯特德承擔了一系列設計任務，包括波士頓公園道、斯坦福大學校園規劃，以及很多的墓地的規劃。通過他在19世紀末為芝加哥博覽會所做的設計，以及參與城市美化運動，他的影響傳播到澳大利亞。在芝加哥長大的沃爾特·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深刻理解了奧姆斯特德的創作，這也影響了他后來為堪培拉所做的規劃。奧姆斯特德還在保護具有顯著自然美景的地區，并將其轉化為公眾所有的事業上做出了很大貢獻。 澳大利亞：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 19世紀，澳大利亞有很多設計師。愛德華（Edward La Trobe Bateman）協助設計了墨爾本大學的園林體系；威廉?吉爾佛伊爾（William Guilfoyle）重新設計了墨爾本植物園，并在1888年為維多利亞議會宮廳重新設計了花園；威廉·桑斯特（William Sangster）為“科摩（Como）”做了設計，并協助設計了“斯多寧頓（Stonnington）”。這些都是大面積的、氣勢宏偉的園林。 從英國設計師威廉·羅賓遜（William Robinson）和格特魯德·哲基爾（Gertrude Jekyll）的著作和作品里，一種新的設計理念開始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發展起來。哲基爾一生進行了多達300余項的設計項目，很多人都在她的影響中受益，尤其是來自Dumbarton Oaks的比阿特麗克斯（Beatrix Farrand），還有三位澳大利亞人，她們分別是奧利弗·梅勒（Olive Mellor）,米莉·吉布森 （Millie Gibson） 和 埃德娜·沃林（Edna Walling）。 查爾斯·拉夫曼（Charles Bogue Luffman）主持建造的墨爾本伯恩利園林引發了設計中的又一興趣。作為校長，他在世紀之交允許女學生入校學習。有哲基爾作為榜樣，許多女性也進入了設計的行業。艾娜·辛吉斯（Ina Higgins）成為第一批成員之一。她寫了四本書，并且作為一個設計師從事設計工作。在她的下一代接班人中，梅勒、吉布森和沃林活躍在設計行業之中。 論文和爭辯在聯盟中日益增加。拉夫曼參加了一個與墨爾本聯邦議會首次會議同時召開的研討會。他在自己的論文“一個聯邦制首府的農業、園藝與自然特色”，展示出一種人工創造出來的景觀格局的重要性。兩年之后，他編寫了《澳大利亞園林藝術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Gardening for Australia）》一書。這本書使得園林設計登上了更加專業化的舞臺。 1903年，拉夫曼忙于一場開放的辯論之中，對手是墨爾本著名的建筑師沃爾特·巴特勒（Walter Butler）。巴特勒的論文主要是運用幾何設計方法，解決住宅與花園之間的相互并存。而拉夫曼卻用一種既符合常規又突破常規的方法進行設計。他第一次將設計的范圍延伸到建筑、方位、自然的以及經濟的資源。 作為一個建筑師，巴特勒早就成為1892年出版的雷金納德·布盧姆菲爾德（Reginald Bloomfield）的著作《英格蘭古典園林（The Formal Garden in England）》所支持的園林美化運動的成員。布盧姆菲爾德所追求的正是希望重建建筑學派的園林組織。他反對園林作家在文字上所描述的設計。堪培拉的兩個“議會花園”，一個為參議院，一個為眾議院，就是這場爭論最好的證據。 在此四年以前，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成立了。緊接著第二年，為了滿足景觀設計行業迅速發展的需要，設計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也相繼成立了。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景觀設計（Landscape Architecture）》雜志也順利創刊。到1916年，美國森林公園與國家公園工作站都聘請景觀設計師進行場所評價、總體規劃、詳細設計以及景觀設計。 在這段時期里，澳大利亞建成了許多大型的園林，也為學生的評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拉夫曼重新設計伯恩利園林時，他建立了一套體系供別人去遵循。三名從英國移居澳大利亞的年輕女士繼承了這種方法。她們毫不懷疑地研讀了哲基爾的著作，并參觀了她所設計的一些園林。埃德娜·沃林和奧利弗·梅勒在一起進行設計和建筑工作，但她們還保持著師生關系。米莉?吉布森則通過求學深造，努力擴展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也促使她去尋求更多的機會和工作來推動澳大利亞景觀設計行業的發展。 在1917年畢業后，正值格里芬時代，于是吉布森在格里芬的墨爾本工作室工作，作為堪培拉設計建設項目的主管。之后，她又回到了伯恩利去教授設計課程，而且為半工半讀的學生專門開設了園藝課程。為了拓寬自己的專業技能，她開始學習擬定規劃，并且提高自己的設計技巧。四年之后，吉布森回到英格蘭，進入了米爾納（Milner）、遜（Son）和懷特（White）的倫敦工作室當起了學徒。這家公司包括了一個父親和兒子的三代人。 吉布森不光只學習了園林設計，她還把握住機會游歷了整個歐洲的園林。一些年后，希爾維亞·克勞走上了類似的學徒道路。20多年以后，吉布森將工作室的一份詳盡的場地估價進度表給了她的丈夫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們是在她近50歲時才結婚的。 1924年，她回到了澳大利亞，參加了the Argus and the Australasian報社。在她接下來作為作家的兩年里，她對設計行業又有很卓越的貢獻。意識到在悉尼的意外事件，吉布森本該讀Waterhouse教授在1926年《家（Home）》上發表的文章《作為解說藝術的園藝（Gardening as an Interpretative Art）》。通過她在格里芬工作室的工作經歷，她繼續保持著對堪培拉的濃厚興趣。勿庸置疑，她也了解雷克斯·哈澤爾伍德（Rex Hazelwood）為參議院所設計的玫瑰花園。20、30年代其他的設計師包括來自新南威爾士的保羅·索萊森（Paul Sorensen）和喬斯林·布朗（Jocelyn Brown）。
編輯：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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