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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個月黑風高的黎明再次來到淮安。這里并不只是因地處南北地理分界線而引人矚目。歷史上黃、淮、運都是在淮安交匯，各時代河道層疊交錯。國家文物部門于是在此聚集了最多的大運河研究力量。我趕到那里的碼頭鎮去和大部隊會合。鎮上的羊湯非常好喝，卻和這個運河名鎮一樣還不廣為人知。我在天亮前到達就是為了能夠品到剛開鍋的頭湯，瞬間忘卻一路旅途勞頓。

　　在農家小院的廂房里，我去向領軍人物張庭皓報到。他當年主持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的發掘，現在又堪稱是大運河研究的癡迷者，也就是民間所說的“半瘋”，像他這樣達到很高段位的也只能數出寥寥幾個。他把我領向其中一個發掘現場。深達6米的坑底，水利史專家譚徐明正在研究不同時代的厚厚河沙淤積。

　　如果我們只是粗放地在河邊走來走去，是很難理解這里的一切。乏味和勞累是我的最初感受。但專家們的目標，是在尋找一個系統且通用的方法，借此甄別和解釋河上的遺產種類及謎團。

　　自2005年末由羅哲文、鄭孝燮、朱炳仁這“運河三老”發出加快申遺的公開信始，我們對運河的認識，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大規模參與的激情期、盤根錯節難題的匯集期和剝繭抽絲的方法科研期。現在的局面仍處在匯集和方法尋找的交匯過程。隨后，一個全新的綜合學科“運河學”可能會應運而生。到了2008年下半年，“運河學”已漸漸成為許多場合專家們談論的話題。我們用了3年時間在思考中前行。霧靄茫茫中行近更高的山峰時，撥云見日的新機會仿佛就在眼前。

　　但這一切好消息還是步履艱難來得太慢。一定還可以動員更多的力量加快大河命運的步伐。許多人始終不理解為何要開辟GT，何必要幻想以民間力量承擔發現和科考的功能。

　　我被反復詰問，直到一個神秘電話打來……

　　其實，還有一個大運河難題已經存在，只不過它一點都不難：是否可以借鑒較為成熟的環保經驗，在大運河上形成中國民間遺產文化保護的NGO體系？

　　那個電話來得很晚，我全天的工作幾乎都結束了。電話那端從一開始就非常猶豫：“我想告訴你一個消息，他們正在拆儀征運河大碼頭。”儀征？他們？

　　和許多人一樣，我從來沒有到過儀征，還沒有人特別提起過那和運河有啥聯系。

　　“你怎么對這事感興趣？住在那兒？”許多時候，都是被強拆的當地居民向媒體投訴，這其中和不公正的開發商作為有很大關系。可能這里也不例外。

　　“我可以發誓，與那里毫無瓜葛，只是看著它被拆掉太可惜！那儀征就沒有古街了。我會把資料發送給你。”

　　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確切搞清他的真實姓名。但是發給我的圖片，卻印證了他的話沒有錯。儀征大碼頭實際上是都會、商會、河西三條街交會建筑遺存的俗稱，僅剩約650米。作為運河入長江的主要口門之一，這里與揚州以真（儀征）揚運河相通。宋乾興二年（公元1022年）在真揚運河上建斗門復閘。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船閘，比歐洲早180多年。把這里拆了？膽子也忒大了！

　　“我已經通知了《華夏地理》的攝影師。”在第二天的聯絡中，我興奮地告訴他可以做什么，“援軍馬上就到！”

　　“千萬不要聲張！”電話里急促的語調甚至把“援軍”都嚇壞了。難道他們還要開打？我還要帶上鋼盔不成？

　　隨后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剛開始拆遷的時刻我曾經在網上公布了照片，”他說，“但是第二天他們就加班加點把那棟房子全拆光啦。”

　　這正是我講述這段故事的目的所在。大運河上遺產保存的現實難題是快與慢的矛盾。不幸的是，一般都是拆遷和新建的速度遠遠快于保護的速度。而其中，許多難堪的局面發生逆轉，常常不是專家或媒介，而是當地的百姓顯示出了強大的民間力量。

　　“請務必快一點想辦法。我們只能再拖延他們幾天啦！”在聽到這句話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南行的列車。

　　現場看到的情況還好，沒有想象中那么糟，或者說，最糟的時刻已經過去。在我們之前，當地文物專家已設法讓拆遷停了下來。與我一起到達的，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孟憲民書記和建筑保護研究所顧軍所長。我們考慮再三，還是通知了揚州文物局的顧風局長。這是個強大的陣容：孟書記曾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而顧風現在還是中國大運河申遺辦公室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時間緊迫，2008年12月15日中午，我們就站在揚州天寧寺的山門外碰了頭。“大家放心，肯定會有辦法。”顧局長一如既往地儒雅穩重，為大運河我曾多次訪問過他。

　　顧軍特意在現場的廢墟上流連了很久，通過辨識殘存瓦礫的新舊從而判斷房子的年代，而其余的人則訪問了許多還住在這里的居民。“雖然大部分還算不上重要文物，但這是一個典型的江邊古鎮，風貌依稀尚存，對闡釋大運河的變遷有重要價值。”這是我們作出的判斷。

　　在回程中，爆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這個地方到底應不應該保留？“他們”又做錯了什么？這是文物保護單位嗎？不是；歷史文化名村名鎮嗎？也不是；大運河沿岸劃定的重要遺產嗎？那個規劃還沒影子呢！那么，“他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沒有做錯任何事。這也就是那個神秘的電話還曾經向文物、建設、城管等部門反映情況，卻無果而終的原因。那么，誰錯了呢？有效的方法又在哪里？

　　2008年12月16日清晨，儀征一行互道珍重，拱手作別。孟書記和顧軍向北繼續考察洪澤湖大堤；顧風則西進河南、安徽，匯集申遺的進展。我從揚州循河向南，左后是隋煬帝墓，右前是瓜州古渡。這些臨時湊在一起的人，位置和責任不同，觀點有時甚至相左，但目標一致，心無旁騖。3年前的今天，我正在為“運河三老”發表公開信而忙碌。自那時起，無數人開始為運河而戰。到現在，孟書記所在的文物研究所已經演化為中國最高水準的遺產研究機構；揚州已經成為大運河申遺辦公室的所在；而我追隨著前輩的足跡，逐漸成為河邊一個踏實的行走者、大河命運的思考者和現實的忠實記錄者。

　　我們正在因之而改變，光榮終將歸于夢想。這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

　　大運河究竟有多長，取決于我們的目光可以看多遠。